傅柯的微笑｜夏凡

編者按：

本文曾以「傅柯的絕望」為題在澎湃網的「思想市場」發表，也是對《傅柯的最後一課：關於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治》的書評。以下是由作者提供的完整版本。

說到「最後一課」，我們恐怕都會想起阿爾封斯‧都德的那篇著名的小說，想起韓麥爾先生的法語課，想起小男孩呆呆望著窗外，尋思著德國兵會不會強迫法國的鴿子也說德語。而今天，我們每個人都被迫說的「德語」名叫「新自由主義」。按照大衛·哈維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的說法，自1980年代以來，從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美國總統雷根開始，資本主義實行了私有化、市場化和放鬆管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一政策的後果是全球經濟危機。1998年發生了東南亞金融危機，而從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至今沒有結束，歐洲多國經濟崩潰。但是，在年輕的法國學者拉加斯納裡（出生於1981年）看來，新自由主義還帶來了「想像力的總體危機」。他在《傅柯的最後一課：關於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治》一書中提出，新自由主義使利己主義、個人利益佔據了統治地位，而任何高尚的原則、超越的價值規範乃至社會團結都陷入了危機。這也正是另外一些論者談及的「犬儒理性」（可參見【德】斯洛特戴克，《犬儒理性批判》；【斯洛維尼亞】齊澤克，《圖繪意識形態》）。所謂想像力的危機，所謂「犬儒理性」，指的是面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一體化，左派失語了。左派既無法系統地揭露新自由主義，又只能談論著秩序、國家和調控等等非傳統左派的話語。因此，重建左派、重建批判理論乃至解放實踐，就成為左派——或者說，全世界追求進步的人士——的當務之急。在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鬥爭中，米歇爾·傅柯晚年在法蘭西學院的講演錄《生命政治的誕生》就成為一種應予啟動的理論資源。（中譯本可參看傅柯，《生命政治的誕生：法蘭西學院演講系列，1978-1979》，莫偉民、趙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首先要說明的是，傅柯這本演講錄，名義上是講生命政治問題，但其內容主要是新自由主義。然而，此「新自由主義」並非彼「新自由主義」。傅柯講的新自由主義是1970年代的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和法國總統德斯坦實行的經濟政策，並追根溯源到二戰後百廢待興的聯邦德國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實踐。雖然傅柯講的新自由主義並不等同於今天全球資本主義實行的新自由主義，但是兩者是有交集的。兩種新自由主義一脈相承，有著共同的理論先驅，即以海耶克、米塞斯領軍的朝聖山學社。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幾乎是新自由主義的《聖經》。傅柯在《生命政治的誕生》中直接批判了海耶克的國家恐懼症，是左派與海耶克的為數不多的正面交鋒之一。

傅柯的貢獻在於，他並不僅僅把新自由主義看做是一種反動的意識形態，從而一棍子打死。換言之，他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不是傳統左派愛用的「外在批判」，而是「內在批判」。他深入探討了這種世界觀的邏輯和假設前提。毫無疑問，傅柯與傳統左派拉開的距離並不意味著他向右轉，轉向了新自由主義。他的工作實際上是質疑新自由主義在國家、民主、市場、自由等傳統概念上添加的刻版成見。這裡，傅柯沿用了他早年的知識考古學方法和七十年代以來的譜系學方法。這是一種思想的大掃除，它要徹底質疑我們從不質疑的、以為是天經地義的那些範疇。

《生命政治的誕生》分析的是新自由主義的治理術。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老自由主義）的區別在於，古典自由主義要求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干預市場，而新自由主義要建立市場的絕對霸權。在古典自由主義中，不僅存在著市場的經濟理性，也存在著國家理由和政治理性。古典自由主義旨在國家和市場之間劃出清晰的邊界，防止國家越界干涉市場的自由競爭。新自由主義則把市場當作真理化的體制。市場不再是一個特殊的空間，而是普遍性本身。自由競爭的市場理性取代了國家理由。新自由主義不是反對國家干預市場，而是只要一種干預，一種「確立市場對社會的全面調節」的干預。國家成了為市場保駕護航的工具。這也是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合法性所在。

在《生命政治的誕生》中，傅柯關注的是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自由」。自由似乎是自由主義的鎮山之寶，隨時拿來打人的番天印。拉加斯納里認為，自由是指多元性、異質性，然而這種多元論成了絕對主義的一元論。為此，新自由主義甚至重新解釋了啟蒙傳統。他們摧毀了啟蒙傳統對公共財富、普遍意志（「公意」）、集體利益等主題的強調，實際上摧毀了社會這個概念。哈耶克把市場想像為一種自發秩序。這種自發性、自然性才是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因此，傅柯嚴肅地提議，應該把自由主義改稱為「自然主義」。拉加斯納里認為新自由主義看似是市場烏托邦，實際上是為維持資本主義的現狀服務的。

傅柯指出，經濟人假設是新自由主義的基石。新自由主義否認社會實體的存在，認為原子化的利己主義個人（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無法總體化的。傅柯看到傳統馬克思主義並不質疑總體化觀點，它用總體性的鬥爭模式（階級鬥爭）掩蓋了局部鬥爭和被邊緣化的、被排斥的少數人的現實。但反過來，新自由主義在解構總體性時，抬高了多元性，這仍然是用一種壓制主體、使公民臣服的主權模式。因此，新自由主義的治理術並不是取消了社會的總體性權力，而是使之無處不在，即彌散於社會的各個角落。這樣一來，新自由主義用於解構社會的「社會並不存在」一語也就被傅柯解構了。這是「解構之解構」。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傅柯在法蘭西學院最早提及生命政治的那個講演錄為何要以「必須保衛社會」為題了。社會的統治權力現在是以分散的、局部的方式起作用的。所謂社會，其實就是社會內部的各種局部鬥爭。因此，左派的鬥爭模式應該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模式轉向各種局部鬥爭。醫院、精神病院、監獄、大學，統治權力無所不在，但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能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一言以蔽之」。

這麼看來，傅柯並非向右轉，而是轉向了後現代。李歐塔不是說後現代的標誌是宏大敘事的終結和小敘事的興起嗎？然而，嚴格說來，傅柯並不是後現代主義者。因為「人的解放」這一宏大敘事是傅柯終生未曾放棄的。只不過在論證方式上，他拋棄了傳統解放政治的總體性歷史觀和集體行動的策略，代之以眾多獨特的局部鬥爭的策略。借用現象學的口號，可以把傅柯的這一轉向描述為「面向鬥爭本身」！

那麼，在新自由主義的治理下，人的解放可能性何在？傅柯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治理術是一種防止過度治理的藝術。在傅柯看來，這表明了兩種自由主義的對立。政治自由主義總以為國家是法治的自由的場所，是公共意志的體現，因此總是以法律和公正的名義進行抗爭。傅柯反對這種策略，他指出，把人設定為法律主體，仍然是一種讓人屈服的權力話語，這種抗爭的結果只能是重蹈覆轍，即強化國家的統治權力。傅柯提出的新策略是，站在被治理者的鬥爭和訴求一邊，而不是站在國家和治理者一邊。這一來，傅柯就顛倒了新自由主義。儘管新自由主義也反對政治自由主義，反對國家權力的過度，但它是站在國家和治理者的立場上這麼做的。

因此，拉加斯納里明確指出，所謂傅柯晚年向右轉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傅柯只是在尋找新的左派策略。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馬克思《資本論》分析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也不是列寧分析的帝國主義（即壟斷資本主義）。面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資本主義，左派的鬥爭策略乃至理論基礎都要發生相應的變化。這有甚麼好奇怪的呢？這哪裡是甚麼向右轉呢？

如果真有誰向右轉的話，那也不是傅柯，而是傅柯的大膽闡釋者——毋寧說，篡改者拉加斯納里。他公然認為傅柯「既不讚美新自由主義，也不對其進行譴責」，而是把新自由主義「看做一種非常獨特的思想，看做一個富有想像力的場所」。這種說法真是太有想像力了！無疑，傅柯的話語在表面上是客觀中立的，似乎沒有批判新自由主義。但這種價值中立只不過是一種姿態。傅柯的話裡話外，清晰地透露出他明確的批判意向。如果我們瞭解傅柯的一生的話，就更應該明白，傅柯從來就是一個批判者、戰鬥者。傅柯表面上不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姿態，或許根源於他洞悉了新自由主義治理術之後的絕望。從此之後，日光底下並無新事，只有新自由主義及其不滿，只有治理和各種局部鬥爭。傅柯的最後一課，毋寧說是天鵝之歌，是他的卡珊德拉之歌。他冷靜地宣佈了噩耗，像在讀一份世界的屍體解剖報告。這種客觀中立的口吻是一種刺骨的冷酷。傅柯看穿了新自由主義的一切屈服人的花招，但拒絕服從。然而又能怎樣？所以他只能帶著深深的絕望。

經常看到的一幅傅柯肖像上，傅柯臉上洋溢著神秘莫測的微笑。現在看來，這微笑比蒙娜麗莎的微笑還要神秘。傅柯笑看紅塵，其實是眼光極冷、極毒，而心腸極熱。冷眼看世事，熱腸作鬥爭。事實上，所謂最後一課其實並不是最後一課，1980年起，傅柯繼續在法蘭西學院對自我治理的技術進行了演講。他從古希臘羅馬的文獻中，發現了一種不屈不撓的抵抗知識份子的形象：直言者（說真話的人）。直言者肆無忌憚地說出自己的看法，不惜冒犯政治權威和大眾。這是傅柯內心的寫照，也是他的生命形式。然而，傅柯本人只能作為新自由主義治理術的一部分，在法蘭西學院給粉絲們上課。他的天鵝之歌是悲鴻哀鳴，是獨唱，而不是大合唱的領唱。他的局部鬥爭策略，其實是失敗的。傅柯離開了法國，去美國做講演，恐怕就是絕望使然。至於他因為同性戀而死於愛滋病，何嘗不能理解為一種變相的自殺呢？

表面上看，傅柯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批判的一生。然而，從他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以及他隨後的生活道路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傅柯隱性的一面：絕望的一生，悲哀的一生。或許，這才是傅柯真正的最後一課。

（本文原創者： 星叢共通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