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創傷的迴圈：不能直白講述的故事｜黎子元
奧馬爾·法斯特《看不見的手》影像作品展 筆記之一：延續的噩夢：重複中的不一致與真相｜黎子元
在另一部關於戰爭精神創傷的影像作品《5000尺是最好的》（5000 Feet is the Best，2011，30分鐘，單屏影像，循環播放），奧馬爾·法斯特將他的創作公式——重複與不一致——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形成一種難以紓解的詭異（uncanny）氣氛，迫使觀眾產生疑問，試圖找尋合理的解釋。
該作品圍繞著對美軍無人機駕駛員（drone pilot）的採訪談話展開。影片包含了一位「真的（？）」無人機駕駛員的採訪內容（影像經過保密處理），也包含了由一位演員演出的「駕駛員」的受訪過程。作品明顯地要將真貨與假冒、紀實與虛構以一種莫比烏斯環的形式連結在一起。
這種連結與其說是在探問紀錄片與劇情電影、事實與建構之間的邊界，還不如說藝術家試圖以此拓撲結構，揭露那些比劇情和建構還要多出來的東西。就像《延續》那樣，奧馬爾·法斯特在這裡又一次通過重複和重複中出現的不一致，來將他要講述的「故事」的豐富性逐漸延展至難以輕易用理智合理化的地步，以此來觸及歷史那拒絕被隨意裝扮、虛構和論述的「硬核」。
如果那位「真的」無人機駕駛員是以一種理智的、嚴肅的、直白的方式回答採訪者的提問，把自己操作無人機執行定位轟炸任務，工作之餘沉溺於電子遊戲，精神上遭受創傷的故事向著鏡頭娓娓道來，那麼另一位演出的「駕駛員」，他的回答與講述則答非所問、散漫離題，顯得過於迂迴曲折了。是什麼原因致使他不能直接回答採訪者的提問？
《5000尺是最好的》在展覽現場同樣是循環播放的。觀眾可以從任意時刻進入，可以跟隨影片的重複，接收更多細節訊息，不斷豐富對作品的解讀。作品的總體結構是三段「駕駛員」的講述其間插入了兩段「真」駕駛員的講述。「駕駛員」的三段講述以相同的套路重複出現。從影片間歇出現的賭城拉斯維加斯夜景推測，訪談發生在賭城某酒店的「308」房間。
「駕駛員」的部分以如下套路重複：受訪者，一位白人中年男性，通過走廊，敲門進入房間，坐在床上，與採訪者搭話（其間出現嘯叫聲，受訪者咀嚼藥片），採訪者開始提問，出現嘯叫聲，受訪者做出難受的表情，隨即開始講述一個故事，故事講完，採訪者拋出第二個更直達核心的問題，受訪者離開房間到走廊稍作調整，之後他通過走廊，敲門進入房間。於是就這樣重複下去。
受訪者與採訪者搭話的主要內容（他什麼都不想說，不喜歡被記錄，請對方盡快結束），以及採訪者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操作無人機與坐在飛機上有什麼不同？），每次重複都是一樣的。而受訪者進入房間之後和離開房間在走廊作調整，從拍攝角度和細節上則每次都有一些差異（例如對話期間特定句子內容每次重複都發生了改變；例如受訪者在走廊一次撞見黑人，一次熟練地打開暗格拿出煙來抽，一次窺探另一個房間時撞見服務生並給他一瓶藥，一次似乎去接聽電話而走到走廊盡頭）。至於他每次講述的故事則完全不一樣。
不僅是那些重複的套路，連同在某個時刻就必然會出現的變化，其實都構成了一種「強迫性重複」—— something is compelled to repeat。也就是說，重複會以某種規律或在某個節點必然出現，既可以強迫地一樣，也可以強迫地不一樣。影片的結構模仿了人類精神在某種創傷後形成的運作機制，當中透露出無意識層次的真相。
觀眾是隨著獲得的訊息不斷增加，推測出人物的身份與關係，正在做什麼事情，對話有什麼意義。例如二人對話內容中指涉了採訪這件事；受訪者眼光環顧房間，質疑「這些人必須在這裡嗎」、「必須要錄影嗎」，讓我們推測房間內有一隊攝製組——儘管觀眾由始至終沒有看到。而就在他表達質疑的時候，環境聲音中隨即出現窸窣聲和人聲，也許是攝製隊弄出來的？這種刻意卻又特別像是影片在造假。
電影不就是基於對影像和聲音的操控而建立起來的幻境嗎？影像和聲音不都可以是欺騙的手段？更何況影片提供的視角和訊息是有限的，有什麼能夠擔保和確證，觀眾的推測就是事實呢？畢竟，人總是基於自己已經被拋入其中的一套社會的象征秩序，以及自我現在特有的幻境（fantasy）形式，來開展認知與行動，與他者（人和物）交往，把不合理的事情梳理成合理的、可以接受的——這篇文章所做的不也是同一件事情？
受訪者的身份是成疑問的。他真的（曾經）是「美軍無人機駕駛員」嗎？在每一次重複中，當採訪者提問，操作無人機與坐在飛機上有什麼不同，他都講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有一次受訪者講述了關於冒牌司機扮裝上崗、駕駛單軌列車、遺失鑰匙回家時要撬自家窗戶的故事。與他的講述相匹配的畫面最初出現了一個黑人形象的「犯案者」，可是講述者隨後便提出質疑：我有提過黑人嗎？畫面中的人物形象便立馬成了白人。
事情與想象可以不一致，講述和畫面可以不一致。這裡，不一致揭露出幻境的裂縫所在，「犯案者=黑人」的預先設定（意識形態）遭受衝擊。可是反過來犯案者就一定是白人嗎？難道聆聽講述的中國觀眾不會在眼前出現一位「河南人」？觀眾便不得不更小心地對待奧馬爾·法斯特的作品。眼前出現的畫面說不定只是聽故事的人——採訪者，也包括觀眾——的幻境？
在被問到這個駕駛單軌列車的故事與採訪主題的關係時，受訪人聲稱二者在道德上是一樣的，這個解釋根本不合理，看起來就是在胡扯。採訪人於是不得不提出更直接的問題：你見過「上帝之光」（light of God）嗎？這個符號一冒出來，受訪人隨即發生短路般沉默下來，不得不中斷訪談，離開房間到走廊調整情緒。「上帝之光」是什麼？
再有一次，受訪者講述了發生在賭城萊斯維加斯、圍繞褲子玩把戲的「桃色敲詐」的故事。受訪者似乎是在回應提問，然而他講述的故事又分明無關宏旨、離題萬丈。他為何講這個故事？他在走廊看到一條褲子被置於房間門外，就臨時起意構思了故事情節？他只提及目前在賭城任職保安。這就解釋了為何他能夠熟練地打開走廊墻壁暗格拿出煙來抽？採訪者於是試圖將焦點拉回到阿富汗，「談談你的某次任務」，受訪人便不得不中斷訪談，離開房間來到走廊。
受訪者講述故事是在耍弄採訪者嗎？還是說他的故事是一種迂迴？隱喻？他為何不能直接回答提問？再有一次，受訪者講述了一個核心家庭自駕遊誤入奇異地點，遭遇三個持槍者（畫面現示在掩埋導彈），得到通行許可，就在這一刻三人被無人機鎖定、遭轟炸喪命的故事。這裡，他的講述和「真」駕駛員的講述似乎可以連結起來了。連結點則由一個符號，即「上帝之光」所標識。
在「真」駕駛員的講述中，他描繪從5000尺高空藉助儀器觀看地面事物的體驗，講述了一次以無人機執行定點轟炸任務的經歷：看到一些人在活動，用激光鎖定，隨後定點轟炸發生，如剃刀般精準地抹除一切。「上帝之光」就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對如同「天降之光」的激光定位標記（laser targeting marker）的稱呼。
受訪者面對提問所作出的回應總是答非所問、散漫離題、迂迴曲折，他一旦被當面提及「上帝之光」、「阿富汗任務（真正執行任務的地點大概在巴基斯坦）」訪談便無法進行下去，這些是他的精神創傷的症候（symptom）。他在回應時逃避、迂迴與中斷，則顯示出精神機制正在無意識地運作，對某些被壓抑到無意識中的東西重新在意識浮現起著阻抗作用（resistance）。而他三次講述的三個不同的故事，是否一次比一次更朝向事實的內核運動，不斷逼近/回歸造成他的精神創傷迴圈（強迫性重複）的不能直白講述的「故事」（the truth）？
如何講述不能以直白方式講述的故事？李安的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2012）就曾做過可圈可點的演示。這種講述方式對於我們進入奧馬爾·法斯特的這部作品大有啟發，同時也有助於我們理解人類的精神創傷。從這個意義上說，儘管在奧馬爾·法斯特的影像作品中真相是如此困難，但是他的作品並不渲染相對主義或者虛無主義，相反，對於真相有超乎常人的執著與嚴謹。或許可以說，他的作品是「反劇情電影」，不以講述一個合情合理的故事為宗旨，而是企圖藉助對影像和聲音的操縱，來探尋突入「真實」的路徑。
就像所有口述歷史的字面講述其實都難免在建構一個流暢而妥協的幻境那樣，「真」駕駛員的講述只能觸及已經接受過意識壓抑和扭曲的部分的事實，反倒是扮演的「駕駛員」那些看似荒謬的講述，說不定能夠繞過意識的審查作用，呈現出無意識層次的真相，揭開那些不能以直白方式講述的「故事」。
奧馬爾·法斯特1972生於耶路撒冷，成長於美國紐約，現居住於德國柏林。他的四部影像作品《5000尺是最好的》（2011）、《延續》（2012）、《奧古斯特》（2016）、《看不見的手》（2018）目前正在廣東時代美術館展出（展期從2018.3.27.到5.27.）。筆記的第三篇將接著談奧馬爾·法斯特影像作品展奇特的現場佈置與另一件作品《奧古斯特》（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