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惡不作惡(十一):佛洛伊德和尼采的惡丨曾瑞明

撰文:曾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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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作為求生意志


佛洛伊德認為性欲(libido)作為本能,當中有生的欲望,也有死的欲望,「死去活來」這形容也實在太神了。我們不只想生,也很想死。攻擊、作惡其實都是生存的必須。佛洛伊德就說「在現實裡,沒有清除罪惡這回事」。要麼,傷害他人,要麼,我們就會自毁。康德說我們的行為是自由意志的選擇,佛洛伊德說不是的︰這是生與死的問題。


佛洛伊德當然不是倫理學家,甚至可稱得上是對道德懷疑論者。在他的名作《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的最後一章〈圖騰在幼年的回歸 〉(The Return of Totemism in Childhood)就最能描劃道德律令與社會的衝突。「不要殺人」是硬道理吧?屬理性主義的倫理學家柏菲特(Derek Parfit)甚至會說這是普遍律則,在不同星球都會適用。

 

佛洛伊德《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

但在原始部落,依這律則卻有可能滅族︰一個專制的父親,將族中所有女人盡攬,並將所有年輕男子,包括自己的兒子,都趕離部落。兒子對父親又愛又恨,又驚又怕。當他們長大了,終於不再做奴隸,殺死這個可惡又可敬的父親。兒子竪立圖騰,紀念這位父親和這宗「罪行」,族人就此圖騰成立儀式,慢慢成了宗教,成了慶典——為的是安撫人們的罪疚。


在道德高地高姿態地否定惡,對佛洛伊德來說,意思不大。人生存的欲望不會消失的。而事實上,我們也並不一定對暴力或者侵略深惡痛絕。「和理非非」有特定應用範圍和指定對象。一個示威者推鐵馬是非常暴力,帶兵佔領其他國家領土,殺敵百萬,則隨時是國家英雄。可以解釋的是,後者讓我們感到生存不受威脅,得到保護。前者則挑戰了我們內化在心中的秩序,威脅了我們心中的安穩感。


我們這些「文明人」,因秋風起的幾滴鼻血弄得潔白的恤衫如白雪尋梅,我們都會感到渾身不舒服,不能見人。這時候若同時播放華格納的音樂,那種文明的傲氣更會表現得淋漓盡致。我們不是那些嗜血的禽獸,我們是講道德,講道理的——血跟我們不相干。

 

華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德國音樂家,以歌劇聞名

我其實殘酷


如果我實實在在的殘酷呢?這是我的實然,我就是殘酷。尼采追溯「歷史」,指出我們往往在圍觀行刑時得到快感和快樂。魯迅棄醫從文,不也是在一次上課前放映的幻燈畫片中,看到一個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中國人卻若無其事地站在旁邊看熱鬧。魯迅要改變中國人的思想,其實正是要將西方啓蒙的價值觀移植至中國,由部落文化改為理性文化。不過,我們必須明白的是,事情並不一定是中國人種族低下的解讀。因為西方其實也一直嗜殺和殘酷。還有,魯迅可能只感到中國人的麻木,但未感受到在場人仕可能有的快感。「看到別人受苦,我就開心了。」

 
這當然是要對人性的黑暗有深刻觀察。問題在於當我們有這心理事實,會用甚麼方式去回應。若無其事?尼采說你倒活得自在(尤其是如果你是強者)。但當我們道德化,智性化整個世界觀時,我們被指令要接受︰

 
你應該感到內疚(guilt)。

 
尼采也不是要我們殺人如麻,但他要我們正視道德的根源是一群弱者的把戲。他說︰「牧師是最邪惡的敵人,因為他們最無能。」他們不能在體力上打敗強者,唯有將自己的仇恨放在心裡,並用精神勝利法,將對手的強說成弱,將對手的強說成惡。這種恨的內化是對人的精神極不健康的。尼采在《道德系譜學》第二論文指出,基督教的道德體系正是要我們由對別人到對自己殘酷。我們以為這種道德體系能讓強者反被弱者操縱,但同時將悔疚內化後,卻也扭曲了我們人的本然面貌。我們將行刑、酷刑的歡快也不併抹走,只得虛弱兮兮的「好人」,老是等著上帝看看我如何受苦。我們甚至企望世界真能顛倒︰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 Let the blind say, 'I can see'

 

尼采《道德系譜學》(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小心超越善與惡
 

不過就算接受人類實然如此,是否等於應然如此?尼采和佛洛伊德是否歌頌暴力和嗜殺,甚至為戰爭背書?

 
必須注意,尼采也承認「超越善與惡」這口號是危險的(不過他也危險地將「怨恨的典範」指向猶太人)。但有兩個理由可以將兩位哲學家去危險化。第一、他們不是高舉暴力的好,而是指出理智化、智性化了人類,其實只是逃避問題,逃避自己嗜血的陰暗面。

 
尼采說即使康德的定言律令也有血腥味。為甚麼?想像一下,如果「不要說謊」是定言律令的代表,我們可以問這律令重要還是人重要?「如果你不說謊,我就這40個可愛的小孩子殺死。」「我深表同情,但無可奈何,不能說謊是定言律令。在任何時空都要恪守。」無情,鐵血,卻是啓蒙運動哲學家的領袖人物的哲學把戲。

 
第二,我們是否可以不用概念和意識型態去包裝自己,而讓人類直面自己的殘酷。是的,我是要看到你輸才會快樂。我們是否能設計一些遊戲和制度去讓我們這種「天性」得以發揮,而且不用內疚。這是有沒有替代品的問題。記得高橋陽一的《足球小將》,踢遍天下無敵手的戴志偉曾經說足球是用來替代戰爭的最好工具,這是一例。

 
尼采和佛洛伊德實在不好讀。都太容易斷章取義,太容易各取所需,太容易只看到字面意思,但也太流行——故不宜超譯,不宜作為名人雋語,他們寫的。其實是給哲學家看的︰對現代道德不要太深信不疑,不要只看人的理性,不要只懂製造罪疚的道德。直面我們自己的「邪惡」吧,那才是真正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