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的五月風暴：在巴黎之外，在1968年之後｜克里斯汀•羅斯
我本人對五月運動的政治語言的研究延伸到了阿蘭·施納普（Alain Schnapp）和皮耶·維達-納蓋（Pierre Vidal-Naquet）1969年最早的也是無比珍貴的文獻編篡範圍之外。我搜集到文獻記錄片的膠片，小冊子，各種運動團體的油印宣傳冊，發行時間很短的各類刊物，在運動白熱化時期寫下的各種說明——較之於所有闡釋性評論，它們要有意思有價值得多，那些闡釋性評論出自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克洛德•勒福（Claude Lefort）和米雪•德賽都（Michel de Certeau）還有其他一些作家之手，它們在運動之後已經被神聖化了。你只需要看看收於阿蘭·施納普和皮耶·維達-納蓋彙編的小冊子和宣傳冊就可以清楚地瞭解五月運動的意識形態靶子了。有三個靶子：資本主義，美帝國主義和戴高樂主義。既然如此，我們又怎能——在運動發生20多年後——與那種把68年看作是平和的，同情性理解的和詩性的「青年反抗」以及生活風格改造的觀點達成一致呢？
答案就在佔統治地位的敘事配置當中，這種配置方式就是：通過官方的敘述而進行修改，大規模的化簡並限定範圍。這類敘事配置的最初形式是時間上的縮減，這種形式的改編制定出了一個縮了水的時間表，它告訴我們「五月風暴」就是按其字面而言的1968年5月中所發生的事情。更明確地講，「五月風暴」開始於5月3日，既有秩序的員警部隊當日奉命進駐索邦，開始拘捕學生，隨後引發了持續幾週的群眾暴力示威活動，以至於擴大到拉丁區的各個大街之上。「五月風暴」終止於5月30日，當日戴高樂發表了講話，聲明他決不會從總統位置上退下來，並威脅說要使軍隊介入，宣佈解散國民議會。這麼一來，五月就是5月，甚至不包括6月，儘管6月當中全國各個地區，各行各業的群眾近9百萬人進行了罷工活動。這麼一來，法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總罷工，連同五月反抗的史前史（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早期的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時期）一道，都變成了隱而不彰的背景。這麼一來，迫使五月-六月事件終結的國家暴力鎮壓也就不用提及了，當然也不用再提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早期的左派暴力活動了。實際上，十五年到二十年間的激進政治文化都被剔除到了視線之外，這種政治文化的軌跡呈現在規模雖小但意義重大的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反抗活動當中，呈現在反殖民革命風起雲湧並在各處取得勝利時許多法國人對全球政治南北劃分的「第三世界」分析方式的擁護當中。這種政治文化也體現在1960年代中期法國工廠內一再爆發的工人反抗當中，體現在反史達林主義的和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觀念的興起當中，這些觀點出現在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勃然興起的數不清的刊物上面。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構成了間接的法國政治語境：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的多數分支當中取得了勝利，以阿圖塞主義的形式在大學當中取得了勝利，在毛派，托派和無政府主義戰鬥者的小團體中取得了勝利，也在二戰以後指導哲學和人文科學工作的主流參照框架當中取得了勝利。而所有這些進展都在那種敘事配置之中退居為背景，剩下的只是「自發的」五月運動「不知從何處一下子爆發」。對阿爾及利亞事務和五月事件的工人運動史前史的排除，還有對五月事件之後左派發展的排除，是將五月當作由解放了的「自由表達」構成的愉快的一月加以「搶救」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將「五月」限定為5月的做法成效卓著。活動範圍也在地理上被限定在巴黎，特別是拉丁區，時間上的縮短更利於這種地理上的縮減（同時也以地理縮減為基礎）。同樣，巴黎周邊以及遍佈全國的罷工工人都從影像上消失了；外省和其他地區工人，學生和農民之間成功的團結起來的實驗也被抹除。根據一些資料來看，5月和6月期間，較之於巴黎人，外省的法國人看上去似乎更為暴力，更支持示威，而這一點在官方的敘述中是看不到的。在工廠裡，在南特和卡昂以及巴黎之外的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現在徹底從視線中消失了，而那些事件實際上構成了一個整體，構成了一個事關平等的實踐和觀念叢——這裡的平等，是決不能納入運動的前積極分子今日全心擁護的當代自由主義/自由意志論範式之中的。這樣一來——我們看一個生動的事例吧——拉爾紮克地區1970年代早期出現的反進步主義的農業運動就通過五月敘事配置而喪失了自身的重要性，這個運動本就是五月「死後之生」的一種形式，在「農事協會」（Conféderation Paysanne）的領導下抵抗麥當勞食品和轉基因食品，是一場平等主義的農村激進運動。
伊莉莎白•薩瓦雷絲（Elisabeth Salvaresi）等人就曾表示，源於68年的抵抗將遍地開花，這些抵抗也將在法國的農村，在遠離巴黎的地方，在遠離巴黎新企業家，新哲學家和新記者以及他們冷冰冰地兜售新東西的市場的地方持續下去。當今圍繞農業而出現的政治亂象似乎實現了薩爾瓦雷西等人的說法。實際上，薩瓦雷絲還說，68年在今天最為深刻的迴響更多見於法國的外省而不是巴黎。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當然這已經超出了本研究的範圍，本研究所必需的是調查而不是推測——，那麼就會為68年打開一種新的視界，從而使塞爾日•朱利（Serge July）或丹埃爾•科恩-邦迪（Daniel Cohn-Bandit）這類傳奇人物退居次要地位，而可能讓另一些人物在五月或之後所扮演的理論和政治角色更加清晰可辨。比如，從全球糧食政治這個當今焦點來看，彬納•藍伯（Bernard Lambert）——這位毛主義者和68年天主教背景的農業運動的被遺忘的鬥士，1970年還就農業商業對現代化了的農民進行的剝削進行過前瞻性研究，是「工人，農民和戰鬥」的作者——就會呈現新的意義。
為了掩蓋把五月運動封閉在拉丁區這一自戀式的和創傷性的化約方式，官方敘事還對某種國際主義的敘事版本做出了慷慨的姿態。然而，在這麼做的同時，卻犧牲了國際主義的一個維度，可以說這個維度在法國反抗運動之中起著最重要的作用，並使得這些反抗活動和發生在德國，日本，美國，義大利和其他地方的抗議聲浪聯成一體——這個維度就是對美帝國主義的批判和對美國越戰的抗議。顯而易見，越南在法國五月風暴的主流表述之中喪失其重要性（竟或徹底消失，比如，1980年代的一個電視紀念節目就大談性革命的主題，而隻字未提越南），作為對這種抹除的補償，官方敘事還建構起了一種新的「國際主義」維度：尚未定型而早熟的青年反抗，或青年追求個人自治的反抗這一所謂全球化「一代人」的廣闊維度，也就是塞爾日•朱利所說的「偉大的自由主義-自由意志論的文化革命」的維度。20周年的時候，五月風暴已經被化簡成了被權威化了的發言人所宣稱的一場爭取個人和精神自治的運動，此時，這些前學生領袖謀劃著讓整整「一代人」變成全球範圍內一隻整齊劃一的大軍，對這只隊伍來說，1980年代的口令「自由」確定無疑地（也是以時間倒錯的方式）取代了我要在本書中論述的1960年代對「平等」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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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圖片查看70年代初開始的拉爾紮克地區的農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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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敘事之中，對五月發生的事件所做的時間和地理上的化簡現在又給出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也就是說，敘事強化了學生和大學世界在構造「五月風暴」的特性方面被賦予的巨大的代表性特權。也許我們不該為此感到吃驚。街壘，對索邦大學和奧德翁劇院的佔領，最重要的還有充滿詩意的塗鴉——這些景像已成慣例一再複現，由那三四個上了年紀的前學生領袖所代表的這些影像在五月風暴之後每隔十年就會在68年電視紀念節目上出現。
然而，法國中間階級青年在1960年代就通過與兩個身份之間建立起理論鬥爭協作關係和認同的方式而全面的政治化了，這一點現在卻在官方敘事之中是個明顯的空白。這兩個身份就是工人和反殖民鬥士的身份。這兩種身份，在作為本項研究的組織線索的政治現代性之中，也在從五月風暴那個時代直到今天的這個長時段之中，都是被賦予了特權的「他者」——我所說的五月風暴的時代，就我在本書中所採取的分期方式而言，從1950年代中期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中期。我說「身份」，是指那些真正意義上的歷史行動者，理論家和呐喊者；他們的身份形象乃是政治欲望的客體，是政治想像，理論表述和幻想的客體；他們是脆弱而短暫的具有歷史特殊性的那場對話的參與者和對話者。法國第三世界主義最開始無非是一種認識意義上的「主義」，它最早出現於1950年代晚期。第三世界主義認為，殖民地人民通過他們爭取自由的鬥爭已經脫穎而出，獲得了政治意義上的新的人民形象（「全世界受苦人」），他們的出現也使得歐洲工人階級的抗議行動黯然失色，儘管歐洲工人階級的抗議以使罪惡普遍化並對之大加撻伐的方式曾在西方世界動員起來了學生以及其他群體。第三世界主義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之後繼續得到發展，由於美國越南戰爭而在60年代中期加速發展。在許多法國左翼人士看來，正是毛主義提供了某種過渡形式和依據，使他們得以將鬥爭重心從殖民地農民鬥爭轉移為國內的工人鬥爭，他們進而和都靈汽車廠的罷工工人一樣承認，「越南就在我們的工廠裡」。因此，法國工人就成為了68年五月運動當中最合適的中心形象。但毛主義也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力量。法國1960年代自始至終，反資本主義和國際主義都在自發地集合起來；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話語錯綜複雜地相互交織在一起。畢竟它是這樣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的某個星期三的夜間，竟能有三千名托洛茨基主義者回應「Tous debout, camarades, pure la Bolivie socialiste！」（起來同志們，保衛社會主義的玻利維亞）的口號前往巴黎Mutualité大廈參加集會。
五月風暴的關鍵理念就是使知識界的抗議和工人的鬥爭結合起來。換句話說，在五月風暴當中出現的政治主體性乃是一種關係性的主體性，它圍繞保衛平等的戰鬥，圍繞身份同一性，渴望，機遇和錯失了的良機，相遇，欺騙和失望等等所有這些日常經驗而確立起來。對平等的體驗——正如在運動過程中很多人親身經歷過的那樣——並不是一個目標或一項未來規劃，而是發生在現在，必須作即刻體驗的某種經驗，它也對事後的表述構成了巨大挑戰。運動過程中行動形式的發明創造則徹底使表述或代表成為不可能，打破了領袖和追隨者之間的區分和實踐的差別，這裡的實踐把所有個體的關懷而非某些專業行家的關懷表述為政治的最高利益。所有這些經驗都造成了威脅，動搖了我們用以描述日常生活的貧乏詞語庫存，讓我們能用得上的數量有限的所有表述方式都不再可靠了。20年後這個問題在1980年代的意識形態氛圍之中更加尖銳了，在批判平均主義的幌子之下，反對平等的普遍敵意在整個80年代的意識形態氛圍之中擴散開來。這類批判說平等就等於一刀切的平均化，就等於對自由的限制和異化，就等於對自由市場機制的破壞。當知識界的抗爭和工人的鬥爭之聯合的思想消散之後，當這個思想被遺忘之後，68年所能做的也就只是預告一種「具有解放作用」的反文化的出現，提出有關欲望和自由意志的某種形而上學，展演一個由「欲望機器」開動的世界並且展示植根於不可化約的個人經驗之中的「自治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