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談《三體》：三體把我們從「人類紀」真正推向「怪物紀」

由劉慈欣創作的《三體》迄今已推出三卷，這部三卷本作品的絕大部分篇幅，正是可以被概括為：「等待三體人。」外星異形（火星人抑或三體人），是徹底溢出人類「文明」的怪物，甚至《三體》整部小說從頭至尾，都沒有正面描述「三體人」這種怪物到底長甚麼樣。《三體》將「場所化」所針對的土地，直接變成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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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第二卷，提出了「宇宙社會學」的兩條公理：（1）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2）文明不斷增長和擴張，但宇宙中的物質總量保持不變。在「猜疑鏈」和「技術爆炸」兩大因素下，「宇宙社會學」的結論便是「黑暗森林法則」：「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人，像幽靈般潛行于林間，輕輕撥開擋路的樹枝，竭力不讓腳步發出一點兒聲音，連呼吸都必須小心翼翼：他必須小心，因為林中到處都有與他一樣潛行的獵人。如果他發現了別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開槍消滅之。在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獄，就是永恆的威脅，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將很快被消滅，這就是宇宙文明的圖景。」

這座「黑暗森林」，實則就是宇宙中的自然狀態，在其中每一個「文明」都成為了獨體。「技術爆炸」這個因素，實際上就是使獨體所擁有的「力量」嚴格符合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狀態——在該狀態中，即便最弱小者也有可能殺死最強大者，故此所有行動者都是同等的不安全，都直面隨時橫遭暴死的危險。

在《三體》中，我們發現自己瞬間又成為河邊的原始部落，在「場所化」中突然「遭遇」了自己的「鄰居」——鄰近恒星系半人馬座的「三體人」。進而，「三體人」完全符合齊澤克意義上的「怪物」，因為我們已經存在著「文明」——有文明才可能有怪物。於是，這場「遭遇」，便把我們從「人類紀」真正推向「怪物紀」（小說中的「危機紀元」到「銀河紀元」以及DX3906星系的「黑域紀元」……）。

《三體》本身的三部曲，實際上恰好對應了「怪物紀」中思考政治的視角變化。《三體》的第一卷，實則是「三體」威脅下的人類政治——框架上類同於《權力遊戲》第七季「異鬼」威脅下的人類政治，但《三體》具有跟當下「文明」格局更相關的政治哲學內涵。代之以《權力的遊戲》中通過到來中「怪物」人類實現政治同盟、從而凝聚出更強大的「權力」，《三體》中則有大量人類行動者決定借助到來中的「怪物」，來推翻當下全球秩序——基於普遍「人性」的人類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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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這些「地球叛軍」本身形成了政治性的合力（權力），以最早發現（遭遇）三體「鄰居」的葉文潔為「地球三體組織」之統帥。針對這個叛變人類的政治組織，各個主權性的民族國家也確實實現了同盟：「在人類歷史上，全世界的武裝力量第一次面對共同的敵人。」任何政治構建都基於講「故事」。「地球三體組織」最後覆滅，實則正是因為「故事」層面出現了紊亂——聯結各個「小故事」的「大故事」沒能很好地統合住它們，最後形成激烈衝突。

話語上大的分裂在以下兩套故事之間展開：物種共產主義和三體教，並因此形成「降臨派」和「拯救派」，前者徹底激進，後者徹底保守。物種共產主義跟當代後人類主義氣息相通：人類文明尤其是現代文明，導致了地球上物種大滅絕以及各種生態變異。他們將批判點聚焦在「人性」上，並期待通過引入「怪物」的力量撬動人類文明。他們的政治話語完全可以借用哈拉維的宣言作為綱領——去「製造麻煩，針對諸種破壞性事件去攪動起強有力的回應，與此同時淨化各種混濁污水，重建平靜場所」。

而三體教則是一個新的宗教，半人馬座三星成了神的住所、「太空中的奧林匹斯山」。齊澤克在其2017年新著《空無的無節制性》中開篇討論了《三體》第一卷，指出在故事中許多科學家因「物理規則」出現了各種例外（受「質子」干擾）而自殺，但這些例外恰恰印證了拉康格言「並不存在大他者」，所有規則都是話語性的，都是可以被逾越，包括物理規則。

但故事中科學家們並沒有把例外聯繫到拉康主義精神分析上，並享受這種聯繫帶來的思考快感，大量科學家自殺，另外一些則選擇崇拜：例外成為「神跡」，而三體人則成為新的「神」（新的大他者），「三體教」由此誕生。物種共產主義的核心是批判人類文明，其領軍人物伊文斯曾說，「我們不知道外星文明是甚麼樣子，但知道人類」。

而三體教的核心是信奉三體文明，為了保衛它，人類文明可以成為「犧牲品」。前者同齊澤克的怪物政治相當匹配，後者則暗合當代「後世俗轉向」。在兩派之外，實際上還存在著第三個派別「倖存派」。這些人是徹底的世俗功利主義者，他們意識到三體人到來是個確切資訊，現在就為對方服務顯然有利於自己後世子孫的倖存……作者特意指出，倖存派中東方人特別是中國人居多。人類文明的批判者、更高等文明的崇拜者、永遠站在強者一邊的投機者，成為了「地球三體組織」的三股團體——他們的「同盟」由於「故事」嚴重不匹配而極其不牢固，這致使該組織不斷遭受挫敗。

指揮抓捕行動的史強在逮捕葉文潔等人時曾說：「普通的警務和法律禁區，對你們已經不適用，甚至人類的戰爭法則對你們也不適用了！既然你們已經與全人類為敵，咱們大家也都沒甚麼可忌諱的。」很顯然「地球三體組織」成員已然成為阿甘本所說的「赤裸生命」，被排斥在人類共同體秩序之外，被殺掉亦不構成「殺人罪」。除了葉文潔等兩百多人被逮捕外，在「審判日」號上所有組織成員包括伊文斯在內（甚至包括毫無關係的船員），被「納米飛刃」集體切成數段……《三體》第一卷，終結於「地球三體運動」的（暫時性）失敗。

第二卷以《黑暗森林》為副標題，「黑暗森林」作為「法則」被提出。第二卷的對抗雖然表面上仍然在人類行動者之間展開（「面壁者」與「破壁人」），然而話語政治實則已被邊緣化。這個變化的標識，就是「羅輯」的獨體化——人類「文明」這位最後守衛者，以徹底不透明的深淵性主體，最終迫使強大的三體人停止對太陽系繼續挺進……換言之，人類「文明」逼退三體人的，不是作為當下全球秩序根基的普遍「人性」，而是該秩序的瘋狂溢出——怪物性的「獨體」。

這一刻，就如齊澤克在哲學層面反復模擬操演的那樣，獨體和普遍性發生直接「短路」，「不可能性」造就了可能性，開創出「全新」。

進入第三卷，人類文明在「危機」陰影過後，不再能容忍「羅輯」這個恐怖「獨體」——「隨著時間的流逝，「羅輯」的形象由救世主一天一天地變成了一個不可理喻的怪物和毀滅世界的暴君」。終於，當例外狀態被認為結束後，共同體秩序開始容不下「羅輯」這個「怪物」坐在它的心臟上。「羅輯」被「被指控有世界滅絕罪的嫌疑」，而該罪「是現代法律中最重的罪」。「程心」代替「羅輯」（「人性」代替「非人」）的結果，就是三體人捲土重來，人類艦隊全部被摧毀……

在人類文明的末日臨近時刻，一艘逃出來的人類戰艦通過暴露三體星系座標的方式，使得三體星系和太陽星系先後被「黑暗森林」中射來的槍彈滅絕。「黑暗森林」的結果，勢必是「死神永生」——第三卷的副標題。那是因為，即便再強大的「文明」——包括開槍消滅三體星系和太陽星系的那些獵手——都難逃「死神」，就像今天極為風靡的「大逃殺類」（又稱「吃雞類」）手遊，任何時刻每個遊戲者都有可能被不知哪裡飛來的子彈殺死。霍布斯當年就提出，自然狀態中即便最具「力量」者都會隨時橫死，故此所有人都會努力擺脫該狀態。

《三體》的最終結局，使我們陷入一片黑暗。那麼，是否「宇宙社會學」的邏輯操演，就會是我們文明的真正終局？我們可以對照《率土之濱》的「同盟」邏輯和《三體》的「黑暗森林」邏輯：前者通向「繁榮」，後者則時刻迎接「死神」。那麼，《三體》為甚麼沒有走上「同盟」邏輯？所謂的「宇宙社會學」是否存在推演問題？劉慈欣的推演十分精密。實際上，使「宇宙社會學」得以成立的關鍵因素是：在宇宙場域中「可溝通性」無法被預設。只有「可溝通性」缺席的情況，多方博弈格局下的「猜疑鏈」才能嚴謹成立。

劉慈欣寫道「：【猜疑鏈】這種東西在地球上是見不到的。人類共同的物種、相近的文化、同處一個相互依存的生態圈、近在咫尺的距離，在這樣的環境下，猜疑鏈只能延伸一至兩層就會被交流所消解。但在太空中，猜疑鏈則可能延伸得很長，在被交流所消解之前，黑暗戰役那樣的事已經發生了。……在真正的宇宙文明中，不同種族之間的生物學差異可能達到門甚至界一級，文化上的差異更是不可想像，且相隔著無比遙遠的距離，它們之間猜疑鏈幾乎是堅不可摧的。」

猜疑鏈能夠被溝通所「消解」，問題就在於宇宙中不同行動者的溝通本身。這就像：當人和虎在森林中狹路相逢，那就只有各逞手中力量全力一搏，而非耐心去建立有效溝通。這就是為甚麼阿甘本要把「可溝通性」作為政治的核心：「由於人類不得不彼此溝通的東西最根本的是一個純粹的可溝通性（亦即，語言），政治因此作為溝通性的空白而興起。」

換言之，政治在最根本的層面上就是溝通「可溝通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阿甘本恰好處在齊澤克和拉克勞之間：他關注的不是既有語言中的話語溝通，而是作為「對語言的純粹體驗」的可溝通性，既有語言則恰恰掩蓋這種體驗。我們總是生活在符號秩序（共同體）中，這意味著我們總是使用某種既有語言進行溝通以及訂立規範、形成習俗，等等，既有語言本身限定了我們以別的全新方式進行溝通。「人，作為一個說話的存在，總是已經進入在語言之中，儘管自己也不曾意識到這一點。」

這在阿甘本看來，便是共同體秩序對人之生物性身體（沉默的獨體）的棄置，使之僅僅變成一個說話的政治性身體。「言說，永遠是『言說法律』」。語言把人同作為獨體的自己分隔了開來，共同體意味著人使自己從獨體變成有特殊「身份」內容、遵從規範的個體。

但問題是，語言化（符號化）和「場所化」具有相同的結構：前者覆蓋非語言之域，完全同後者站在土地上一樣，並宣稱為該領域的至高者。「語言是這樣一個主權者：它在一個永恆的例外狀態中宣稱，沒有任何東西是在語言之外，並宣稱語言總是越出自身。」換言之，在一種既有語言裡面，一個人反而喪失其對語言的純粹體驗，就像永遠活在某個淡水池中的魚不會感受到水本身對它意味著甚麼。阿甘本關心的不是說甚麼「話」，講甚麼「故事」，而是能否「說」上話。

（本文節選自< 齊澤克為何關注《三體》？由大眾文化重思話語政治與怪物政治|吳冠軍>，原載《探索與爭鳴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