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杜贊奇：以循環歷史挑戰發展主義丨董牧孜

熟悉印度裔歷史學家、漢學家杜贊奇的人，必定知道他的代表作《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這本書提出以「複線的歷史」來取代我們習以為常的線性、進步的歷史觀，而後者正是近代民族國家普遍的史觀：它接受了西方啟蒙的現代化敘事，要求建構一種從遠古到現代、發展進步的民族主體。杜贊奇的創見在於對西方中心的現代性及民族國家觀念說不，並呼籲研究歷史話語的形成過程，看清歷史話語如何攝取或隱匿與其世界觀不相適應的錯綜複雜的歷史現實，在主流話語系統之外尋找歷史性。

近些年，杜贊奇以亞洲視野重審全球現代性的研究野心，又轉向了全球生態危機這一領域。這種轉變體現在他的著作《全球現代性的危機：亞洲傳統和可持續的未來》（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之中，大抵是以靈性的、宗教的亞洲智慧來回應全球生態危機問題。這本書的英文版出版於2014年，簡體中文版於去年新出版。2018年4月10日，杜贊奇圍繞這本書的核心概念，透過Skype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主辦的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in Asia: Ecological Crisis and Cultural Responses國際工作坊做了題為《神聖的生態：當代亞洲的可持續性與超越》（Sacred Ecologies: Sustainablility and Transcendence in Contemporary Asia）的主題演講。

這已不是杜贊奇第一次就全球現代性與環境問題做主題演講，而他的說法在當今生態研究之中亦是相當流行。簡言之，即重新思考亞洲的傳統宗教及思想資源，如何在經歷現代性演化之後仍保留著超越（西方）現代性的可能。

我們很難指望由主權國家來解決全球性的生態問題——因為在民族主義面前，國家利益（諸如GDP競逐、資源控制）總是高於整個地球的利益，去年特朗普宣佈退出巴黎協定便是一例。正是西方現代性造就的發展消費主義，以及民族國家主導的全球競爭動員，導致當今環境可持續性的岌岌可危。現代普世主義是失敗的，當主權國家取代此前的宗教，成為今人眼中最高的普世超越性時，我們只會陷入部落主義式的資本主義競賽。

在杜贊奇看來，超越性（transcendence）與循環歷史（circulatory history）兩個概念是處理全球環境問題的關鍵。何謂「超越」？在亞洲思想中，不可侵犯的、神聖的道德空間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非宗教的，普通人身上也能出現神聖性。地球的持續性發展也可以是一種超越性的理想。當今正是非西方國家崛起的時代，杜贊奇認為，恰恰在亞洲傳統思想諸如儒學、佛學、印度教之中，我們發現了迥異於西方理解個人、生態及其整體關係的路徑。

杜贊奇認為，從前現代到當代一直有另類文明能量的存在，一種超越性的遺產貫穿了亞洲的傳統，也體現在當今世界宗教社會的轉型中。而這正因為歷史本身不是線性的，而是循環的，這種循環歷史是我們整個星球所共享的遺產，尤其在面對全球環境危機時更是如此。因此，他強調在國家和跨國組織之外，那些宗教和非宗教的綠色公民社會及壓力團體對環境保護發揮了重要作用——不論是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佛教環保運動和「活躍森林僧侶」運動，還是釋證嚴法師領導的中華佛教團體，以及中國道教協會的風水林和環保論壇，乃至當今流行於中產階級中的靈修活動。

對於杜贊奇而言，這些非現代環保意識之下的傳統宗教活動帶來了環保的不同可能性，紓解了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聯手對這個星球所造成的生態破壞。然而筆者認為，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真的能將環境正義問題的解決寄望於此類所謂靈性的、超越性的泛亞洲宗教傳統之中嗎？所謂對話式的、回歸傳統的超越性，難道不也是鑲嵌於資本主義的規則下，并受限於現實條件下亞洲各主權國家差異的政治經濟與錯綜關係之中嗎（或乾脆如羅貴祥所說「沒有亞洲這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