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與事實之間：儒家與五四對歷史的建構與質疑 | 城與邦

作者：蔡敬賢

引言

五四運動時，受到西方十九世紀科學實證主義的影響和清代以來乾嘉考據學的積累，「疑古風潮」大盛，梁啟超、王國維、胡適、傅斯年、郭沫若等人先後投入這場巨大的史學轉變運動，中國五千年的過去特別是關於夏商周的歷史受到強烈的挑戰。這場挑戰不只是關乎歷史學的，也是關乎於政治哲學的。本文將試圖以對於歷史建構不同的態度來說明中國過去傳統史學與五四實證史學的差異。以及這樣的差異對於政治哲學的發展有何影響。

1. 傳統中國史學所蘊含的想像與價值

不同於黑格爾將人類世界的發展完全訴諸於人類活動特別是理性精神的表現，傳統儒家的史觀並不全然是人類的發展史，也並不試圖還原一個客觀的史學事實，更不講究線性時間中的進步觀。儒家式的史學觀依照台灣大學教授黃俊傑在《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所總結的可以歸納為三點：一是以古諷今，以今為用；二是以偏概全；三是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史學觀也是一個有機的史學觀，結合了宇宙觀和自然萬物的作用，其對於命運與自然的連接與作用亦有很深刻的認識。例如周易的時間觀，蒙彖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便強調天、地、人在時間中的和諧是最重要的。同時，儒家士人在書寫和建構歷史時，也著重強調價值在歷史中的體現。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可見中國傳統史學不僅承擔了敘事之角色，更重要的是敘事中體現價值，並從中起到教育的作用。旅日學者鍾清漢在《儒家思想と教育:教育の歴史と哲學と思想と》一書中就指出，孔子重新編纂先秦典籍如《春秋》、《書》、《易》等目的就是讓學生能從對歷史和天時中培養道德人格。美國漢學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History in Chinese Culture: Some Comparative Reflections”一文中指出，中國歷史具有兩種不同的面向，其中一種正是歷史被當作是倫理、政治或是道德原則的儲存場所（which regards history as a reservoir of meta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ethical, political, and other aspects of life.）黃俊傑指出：「（儒家的）時間滲透出超時間的概念，超時間其實就是被時間被賦予道德內涵而成為一種道德典章，從而彰顯歷史的意義。」

在這個脈絡中，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朱熹特別重視對三代和漢唐的歷史詮釋問題。因為這不僅僅是關於歷史觀的爭議，同時也是對價值的重視。對三代與漢唐歷史觀的道統傳承爭議，實際上就是朱熹注重歷史作為道德載體的表現。他在〈與延平李先生〉指出：「義利之辨，乃儒者第一義」，正如馮友蘭所揭示的：「所以王霸之分，推其本源也就是義利之辯。」（商務，2014年，頁568）儒者應當保持對完美德性標準的追求。這個標準要從歷史中去挖掘與建構，朱熹《集注·大學衍義補》提及鄭玄「言做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朱熹認為三代到周都有道統，周以降只有霸業沒有道統（外王無內聖）。孔子雖為聖人但不在天子之位，故有道學，而道統不會因為時間而消逝或改變。朱熹希望能將孔子的道學發揚，上升到一國家與文化高度，再次與道統接軌。如余英時在其作品《朱熹的歷史世界》中所敘述的：「道學與哲學間不能畫上等號，這是不證自明的……治統的合法性來自於道統。」朱熹認為「千五百年之間，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朱熹在意這些歷史的現實意義，正如陳來《仁學本體論》中指出的，是道德的正當性來源和「被統治者的幸福」，而這點就展現在朱熹為代表的儒家學者歷史觀念中。

2.五四實證史學的斷裂

五四實證史學風潮之始時始於梁啟超和王國維，發揚光大於胡適和顧頡剛、錢玄同等人，此為所謂「古史辨派」。實證史學最先講究的是以中立的客觀方法還原歷史問題，但實際上打從西方在發展這套理論時，就充滿了政治色彩。Ernst Breisach在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就指出十九世紀的實證史學實際是為普魯士王所資助和服務。而在中國這裡，一開始的梁啟超便帶著改革的熱情在發展著他的史學觀念。（必須指出的是梁啟超本人並非完全是實證史學派，其所學甚雜，不僅受到實證史學家蘭克影響，也混入如哲學家柏格森。另外梁啟超也未完全秉棄傳統史學，如日本學者桑原隲藏在〈梁啟超の《中國歷史研究法》を讀む〉一文中指出的梁啟超實際上也夾雜了很多傳統史觀中的元素。）傅斯年在1928年提出〈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之中，提出中國史學之所以不如西方史學進步的三大點，規範中國史學所應該遵守的原則與態度。實證史學很快地結合五四思潮，在與傳統的切割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夏商周不再是傳統儒家美好的想像，而變成案牘上的史料。（必須特別說明的是，這種思潮與自古以來的經學之爭也有很大的關係，受限於篇幅，筆者有機會將於以後的文中介紹）在將科學和實證帶入史學之後，與傳統的斷裂讓中國歷史學不再是一個有機的、富含歷史哲學和意義系統的史學架構。

此固然深化了過去中國歷史的研究豐富程度，也澄清了一些過去史學未解之問題，並促進考古學和考據學上的新方法，貢獻卓著，這是其積極的一面。但是這類史觀也陷入公式化、蒼白化的缺點，特別是當其喪失道德寓意和教化意義之後，不僅歷史本身成為一門很尷尬的學科，其初衷強調表現人在歷史作用的意義卻也矛盾地喪失了。實證下的歷史如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所言變成毫無意義的剪貼簿，柯林武德認為，觀察得來的外部行動（史料）固然重要，但不可見的內部思想演變更是歷史學家必須呈現的重點，這也是其名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想法來源。五四疑古學派如此割裂傳統，所抱持的當然不僅是認為史學必須如科學一般客觀嚴謹的純學術理念，也包含對傳統的政治哲學批判，用手術刀剃除傳統儒家史學做為其政治哲學的載體意義，就能大規模的展開新文化運動，將儒家打成萬惡的封建勢力，將儒家史學描述成為專制君主的傳聲筒，這種斷裂也讓儒家文化的載體失去其根，成為天地中的幽靈（唐君毅語）。

結語

古希臘的修昔底德透過歷史呈現出人類處境中的苦難，「修昔底德認為苦難是不可避免的，變化的只是程度和形式。」（白春曉，2015），歷史中人的處境總是伴隨著運氣和愛欲。古羅馬最傑出的史學家塔西陀指出其歷史的原則是：「保存人們所建立的功業，並使邪惡的言行對後世的責難有所畏懼。」不論是修昔底德或是塔西陀，正如Gaston Boissier所言：「古代歷史的場景驚人動魄，它崇尚質樸和諧比例均衡形式的完美，它致力弘揚道德，儘可能少地描繪卓絕的人物，儘管頌讚偉人，卻為他們保留人性的基礎，讓他們成為我們的同胞手足。」（thanks to the striking beauty of the scenes which it describes, to its solicitude for simplicity, for harmony, for fine proportions, for perfection of form, to the care it exerts in depicting exceptional beings as little as possible, and, though magnifying its great figures, leaving them that common basis of humanity which lets them remain in fellowship with us，原文見於Tacitus, and other Roman studies, p.84-86，此處譯文採用肖澗先生於《塔西陀的教誨》一書中的譯文）。在古典儒家這裡，歷史乘載的是先人對天命的困惑與理解，對道德與價值的建構和乘載，《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 第二十六》載董仲舒言：「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Michael Puett對此所做的闡釋：「藏在文本中的關鍵是對宇宙觀的闡發並由此對人行動的指引」（hidden in the text is the key to interpreting the cosmos and thus to guiding human action.）。黃俊傑教授說，「過去的可讀性只有在價值的脈絡性才能獲得提升……中國歷史與哲學以紓解人生苦難，提升人類生命為其目的，所以既求真更求善。」中國過去的歷史觀和儒家傳統密不可分，不僅作為史學和文學的意義存在與表現，同時也是儒家理想的一種呈現。這種呈現具有很強大的情感連結和教化作用，也使得儒家精神傳承，並得以成為一種強大的累積資源。而五四史學和新政治學的出現，雖然對一些歷史問題有很高的的貢獻，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其對於傳統儒家政治哲學的巨大衝擊也是不可忽視的。傳統史學不僅是史學，同時也是政治哲學，是道德哲學，對於例如即便是身處牢獄中的文天祥，他也肯定自身的正直和堅持可以讓他在這種有機的歷史觀當中成為道德正面的典範，所以那怕已經身處「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他依然有「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的無懼心境。也如「大明孤臣」黃道周被行刑前能笑答：「吾為正義而死，是為考終，汝何哀？」，正是這種以歷史為載體的價值傳承，讓正道得以超越時間，在每個儒家知識分子身上繼承與展現，成為中國政治哲學史上一道非常明亮的風景。

參考文獻:

1.黃俊傑，《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2014年，台大出版中心

2.鍾清漢，《儒家思想と教育:教育の歴史と哲學と思想と》，1991，東京都 : 成文堂

3.姜文化等，《周易》「時」觀的基本特質探析，湖北社會科學，2007年11期

4.History in Chinese Culture: Some Comparative Reflections, Benjamin Schwartz History and Theory,Vol. 35, No. 4, Theme Issue 35: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ec., 1996), pp. 23-33

5.余英時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2003年，允晨文化

6.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2007,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 edition

7.桑原隲藏，〈梁啟超の《中國歷史研究法》を讀む〉，收錄於《桑原隲藏全集》（全6巻），1988年，岩波書店

8. R.G.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07-p.312

9.白春曉，《苦難與偉大：修昔底德視野中的人類處境》，2015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第50頁

10.Boissier Gaston, Tacitus, and other Roman studies, London, A. 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1906, pp.85-86

11.里克著，肖澗譯，《塔西陀的教誨》，2011年，華東師範出版社，第22頁

12. Michael Puett, Following the Commands of Heaven:The Notion of Ming in Early China, The magnitude of ming :command, allotment, and fate i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2005.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城與邦（Polis2016），感謝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