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一代通儒（02／06）丨01哲學

饒宗頤的學識博且深，往往深受其他精尖同行、「國學大師」的激賞和欽佩——錢鍾書稱之「曠世奇才」，季羨林謂之為自己「心目中的大師」，能將史料「化腐朽為神奇」。然而，不同於錢、季二人亦以現代文學作品而為人樂道、讀者甚眾——錢鍾書小說中幽默金句四處可見，季羨林亦有平易親切之作選編入中學教科書，仰慕饒公的大眾讀者卻鮮少能夠鑽入他龐大的學問體系探幽訪古……

2018年2月6日，國學泰斗饒宗頤於凌晨在夢中安詳離世，享年101歲。這位著書近百種的大紫荊勳章獲得者曾被視為「中國文史活的百科全書」——這麼說一點也不為過。

饒宗頤字固庵，號選堂，其名常與錢鍾書、季羨林並舉作「南饒北錢」、「南饒北季」。三人均係1910年代生人，文史研究領域相近，可謂同代齊名的「國學大師」。然而，不同於錢、季二人隨時代風雲大起落的一生遭逢，饒宗頤的「傳奇」際遇要順暢寡淡得多。在歷史學家霍布斯邦視作「極端的年代」（或是中國學者汪暉謂之「漫長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紀，饒公算是過得出離且遂意：他出身廣東名門富戶，於亂世而未身陷戰亂；後又取道南下香港，避開文革洗禮，在「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中浸淫文史、廣游世界而自得其樂。或許因為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也因為他富有活力和內驅力的研究方式，他在某種連續的歷史文脈當中真正做到了精深貫通。

饒宗頤的學識博且深，往往深受其他精尖同行、「國學大師」的激賞和欽佩——錢鍾書稱之「曠世奇才」，季羨林謂之為自己「心目中的大師」，能將史料「化腐朽為神奇」。然而，不同於錢、季二人亦以現代文學作品而為人樂道、讀者甚眾——錢鍾書小說中幽默金句四處可見，季羨林亦有平易親切之作選編入中學教科書，仰慕饒公的大眾讀者卻鮮少能夠鑽入他龐大的學問體系探幽訪古——文章諸如《論敦煌石窟所出三唐拓》、《安荼論與吳晉間之宇宙觀》、《早期中日書法之交流》，令生於全球化及文化斷裂時代的當代人望而卻步，唯有膜拜。

國學大師？一代通儒

毋寧說，饒宗頤是作為「國學大師」如此一道風景而被眾人遠觀矚目的。然而，這種熱衷國故並非泥古不化——實際上，今人視作古早的「國學」正正是一門新學，而饒宗頤正是清末以來憑新技術和新方法處理舊學的代表之一。饒宗頤與王國維、陳寅恪相似，在不少學術領域中富有開創性。

要理解饒宗頤著作的歷史意義，便需從清末起一百年來的學術思潮談起。以先秦經典及諸子學說為根基的「國學」，作為一門統攬中國學術的概念，是在西學東漸、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處於空前轉型的清末民初時被提出的。然而，並非每一個舊式學人都意識到新時代的到來，或是能夠投身其中。季羨林在《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中提到，若以王國維定義的「新發見」而論，饒宗頤的學問算是已得佛家的「預流果」，即能在當時把握到民國學術巨變產生的新材料及新問題。季羨林稱讚饒宗頤極其善用新發掘的地下實物與紙上遺文，善於借異族故書與吾國舊籍，比如他做甲骨學不只研究文字本身，而是藉以探究中外關係，將不同源流、古今中外交匯處串聯一通；亦能結合新穎的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比如應用比較文學的方法，探討中國古代文學的源流。

饒宗頤治學涉獵領域寬廣得驚人。季羨林曾將饒氏學問分歸八個門類，後來鄭煒明更添加補充，細分作十五類。儒學、道學、佛學，詩、詞、文、史，目錄、考古、敦煌學，音律、書法、繪畫、甲骨文，無所不包；至於時間跨度，從上古到明清，每個朝代幾乎都有涉獵。饒宗頤是「潮學」的倡導者和奠基人，在本土以外，他兼治印度文字、西亞史詩、東南亞史等各國文化。他懂的古文字，很多連在本國都鮮有通曉。學術之外，饒宗頤為人樂道之處則是其藝術成就，他精通古琴，善於詩賦和書畫，恰如一個「十全老人」。

結緣香港：在「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打通學問

香港人喜歡將饒宗頤和他的另一位潮州老鄉李嘉誠相提並論：論賺錢沒人比得上李嘉誠，論讀書沒人能讀得過饒宗頤。可就是因為饒家太富有，饒老於是可以不管不顧地去讀書：1917年生於廣東省潮安縣的饒宗頤，是潮州首富之子，家中開錢莊。

饒宗頤的生平故事可以講作一種極富傳奇色彩的版本：幼承家學，十八歲已於學界嶄露頭角；初中都沒畢業，卻靠自學成就一代國學泰斗——實際上，這與他的家學淵源深切相關。父親饒鍔好文甚於從商，沿清朝清樸學的路數做學問（包括文字學、訓詁學、校勘學、考據學等範疇），甚至建起了潮州最大私人藏書樓「天嘯樓」——這不僅是潮州，也是整個粵東地區最大的藏書樓。饒宗頤自認，他一生的才藝都始於此樓。從《資治綱鑒》到佛經，從老莊到還珠樓主，無書不讀；而讀書玩耍之間，文史典籍早已爛熟於胸。在饒宗頤看來，他的整個學術基礎在16歲之前就已打下，一目十行也沒問題；他尤其感嘆自己「有今天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沒有上大學」——大學受限於學科體系，而饒老依家學建立的基礎則是無科不修，「文史哲相通，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如此立體、環形的學問方法，在他看來就是中國傳統學問的方法。

除了研究方法，我們還可以從地緣政治上來理解饒宗頤的學術旅程。18歲時，饒宗頤完成父親遺作《潮州藝文志》。20歲出頭就因此破格被聘作中山大學研究員。日軍南侵，廣州淪陷，他繞道前往迫遷雲南的中山大學時，因病滯留香港。1949年，饒宗頤正式移居香港。或許可以說，是香港此地成就了這位一代通儒。有關饒宗頤與香港的因緣，余秋雨有個相當奉承、但廣為流傳的說法：「香港能出一個饒宗頤，那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了」。

從有志於鄉邦文獻的才子，到正式步入國學研究之門，都得益他在香港的際遇。到港後，饒宗頤幫助王雲五編《中山大辭典》和四角號碼字典，幫助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因看到大量古文字材料和珍本而視野大開。1952年起，饒宗頤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主講《詩經》、《楚辭》、詩賦等，由此真正進入了國際漢學界，去日本、法國、德國等地參加了一系列學術交流活動。期間，他在敦煌學、甲骨學方面最為用功，很多轟動國際漢學界的著作都寫於這期間，比如1954年夏天到訪日本後所作的《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一書。後來，饒宗頤也去學習梵文，到印度鑽研佛經；與法國漢學研究者廣為交遊，閱讀了法國的大量敦煌古籍。這位從裡到外都「很傳統」的國學大師因而還是足跡遍天下的旅行家，除南美洲外，世界上的其它幾大洲都已去過，每到一地都要親自驗證從書本上得知的知識。

與在文革中接受激烈改造的大陸學者相比，饒宗頤在香港「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裡鑽研深究可謂自得其樂。1962年他拿下法國法蘭西漢學院的儒蓮漢學獎，這個獎項被譽為「西方漢學的諾貝爾獎」。不過，這榮譽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又是另一光景，漢學研究在殖民地不受重視，更叫人鬱悶的是，饒宗頤在港大教書16年依然是講師，沒被評為教授。

饒宗頤如此一種滿腹經綸、文化載體式的學者留下許多「絕學」。當很多學人困擾「這種學者下一代就看不到」、「會否有後繼人」的難題時——或許也可以換個方式理解，二十世紀時代巨變造就的「通儒」是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他們是那個時代的「新」，而那樣一個時代過去了。饒老那種全憑「求知慾吞沒了我自己一整個人」而不斷求索和鑽研的狀態，也不再屬於當代學術生產體制。今天的「國學」要不落窠臼，恐怕就要在當代學術分工之中，重新理解和定位自己的時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