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學之死——思想體系衰亡的啟示
恐龍絕種，並不是因為牠們太弱，而是因為牠們在當時身處的環境中進化得太完美了。《墨子》第一章開宗明義說：「太盛難守也」（太圓滿便難以維持），偏偏墨學死在這一點上，可謂極大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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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學已死，無論後人如何努力研究《墨子》，都不能否認墨學已死這一事實。晚清民國年間，一些接觸過西方哲學的中國學者把屍骨已寒的《墨子》翻出來（尤其是當中的邏輯學），只在於證明「西方有的，中國也有」。他們理性上知道有必要向西方學習，但情感上又抗拒西方。因此，「中國也有」往往是牽強附會的，就好像看見別人使用智能手機便說：「我也有一部『大哥大』，不一樣都是『手機』嗎？」並因此而對自己的「大哥大」倍加珍惜。這是上世紀很多人研究墨學的心態，觀乎近年一些關於墨家思想的學術作品，仍然保留了這種「傳統」。
墨學之所以是「大哥大」，在於它沒有任何傳承——墨學作為一個思想體系自絕傳承，斷絕了任何「升級」的可能性。既然如此，我便不打算詳細剖析墨家思想的內容，更不打算介紹墨子其人；況且01哲學已刊登過相關的文章了，如果你不清楚什麼是「兼愛」、「非攻」、「天志」、「明鬼」，建議你先讀一遍韓曉華的文章。不過，「兼愛」、「非攻」、「天志」、「明鬼」，甚至非常聞名的六篇墨辯，都不應該是我們今天討論墨學的重點。墨學之死才最耐人尋味。
《墨子》的文字雲（圖片來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這是政權對墨家的打壓。但歷史多次證明，政治打壓不足以把一個思想體系徹底消滅。被打壓的思想在社會上的接觸面也許會變得狹窄，但總不至於煙沒。姑且看看儒家以外的學派：法家從來都是少數人的東西，可以不談；道家思想歷久不衰，名家思想於魏晉南北朝迎來另一次高潮。即使是古希臘一些不太聞名的學派，其思想往往影響著後來者，甚至被後來者吸納。但曾經盛極一時的墨家，一死就是兩千年，期間僅有兩個人去碰了一下（晉代的魯勝和明末的傅山）。別說沒有人去鑽研和發揚，甚至連批評墨家的人也找不到。一門盛極一時的「顯學」居然消失得一乾二淨，實為哲學史上一大奇案。
《墨子》的文句不算難讀，卻是一部甚為難懂的書——難在不斷自己打倒自己。它先來一篇〈尚賢〉，提倡禮賢下士是治國之道，緊接來一篇〈尚同〉，申明下層社會必須遵從上級的命令；它先來〈天志〉和〈明鬼〉，勸導人們尊天事鬼，然後來一篇〈非命〉，勸人不要迷信；〈非攻〉反對大國攻打小國，卻主張小國要以軍事手段來抗衡大國，而不是通過政治手段來締結和平。這樣做難免爆發軍事競賽，結果更難以消弭戰爭。〈兼愛〉主張愛人如愛己，但在談軍事的篇章中卻主張對違反禁令的人殺無赦：「不從令者，斬。」斬釘截鐵的語氣令人完全感受不到絲毫的「愛」。
就以上種種矛盾，內地學者錢永森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不應該假設墨學每一個部分都相輔相承。換言之，墨子談兼愛時是兼愛，談軍事時是另一回事。（錢永森，〈從墨子軍事思想論墨子思想體系的結構方式〉，載於《墨子研究論叢（六）》，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114-127頁）有趣的是，墨家對於自身的思想矛盾並沒有感到不安。而事實上，矛盾未必等於缺陷。矛盾可以有兩種：一種是系統本身存在缺陷，如同電腦程式的蟲子；另一種是一個系統成熟的象徵，如同一個成熟的社會制度，各方面的利益和價值觀必須互相制衡，從而達至一個穩定的狀態，例如「言論自由」和「誹謗」，又例如經濟學上的平衡價格，透過市場競爭得出一個穩定的價格。第一種矛盾會妨礙一個系統的正常運作，第二種矛盾則令一個成熟的系統保持穩定。墨學的自相矛盾屬於後者。
墨學把握了後發優勢，能夠於較短的時間內發展成一套成熟、穩定的思想體系，足以證明它的確是最先進的先秦學說。諷刺地，墨學的成功也為它的衰亡埋下伏筆。總括而言，墨學的成就（和失敗）有三大原因：
第一，當然是墨子本身的智慧了。他的思考非常周密，相比之下，孔、孟、老、莊的論述鬆散得多，留給後人大量發揮的空間。從《墨子》密不透風的寫作風格，可見墨子和墨家並不希望後人議論他們的思想，而獨特的鉅子架構甚至把絕對服從的作風制度化（編註：鉅子，亦寫作「巨子」，是墨家門徒對領導人的稱呼，上代指定，代代相傳，在團體中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墨辯所傳授的論難技巧在不容爭辯的墨家內部不知有何作為，這又是一個矛盾。
第二，墨學是一種集各家大乘的學說。《墨子》書中，儒、道、名、法的思想隨處可見，可見墨子其人廣取博採。這應該是由於他曾經受業於孔子的大弟子（子夏）和老子的大弟子（文子）之故。（關於墨子的師承問題，我跟隨內地學者孫以楷的看法，詳見孫氏〈文子與墨子〉一文，同上，553-560頁。）墨子吸收了不同學派的思想，對它們進行了整合、分析和批判。所謂「墨學」很大程度上是多種先秦思想整合和改良的成果，因而注定它成為先秦哲學最後一朵燦爛的煙花。不過，往後的歷史發展顯示，發展得最蓬勃的，始終是儒、道這兩種最具原創性、最符合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的思想。
森秀樹的漫畫《墨子攻略》。
第三，墨家是先秦各派中最強調實用的，墨子亦以其學說的高度實用性引以自豪。這無疑使墨學在起步時高速發展，借用一句內地的官話：與實際情況相結合。不過，一門事事以實用為先的學說難免被它所身處的特定時空所規範。舉例說，「非攻」主要針對當時各諸侯國之間的攻伐兼併，「止楚攻宋」一事便充分反映出墨學的實用性。但秦始皇統一天下後，諸侯國成為歷史，從「非攻」發展出來的「救守」（即軍事支援小國以抗衡大國）與「天下大同」的觀念背道而馳。時至今日，「一個中國」和「民族團結」仍然是官方說法和華人社會主流觀念。而若將「非攻」應用於國際政治層面上，也就等於支持北韓和伊朗發展核武，這很明顯是不合時宜的。可以說，東周滅亡後，墨學便以功成身退的姿態淡出歷史舞台。
反觀儒、道這些學說，好像一部預留了升級空間的電腦，能夠與時俱進，最終發展成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儒、道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從未發展出如墨學的穩定性，而其門派之內也沒有嚴謹的架構制度，為它們保留了可塑性和普遍性。
其實，任何思想體系都有機會出現類似墨學的問題。例如：密爾（John Stuart Mill）作為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既有強調個人自由方面的論述，也奉行主張集體利益的功利主義。明顯地，他是為了令他的思想達至圓滿、平衡而把兩個無法達成一致的立場集於一身（當然，辯證法有另一套說法）。聰明的後人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伯林（Isaiah Berlin）選擇傳承他的自由主義，淡忘他的功利主義，如此便輕鬆地將矛盾解決於沒有解決之中。可是，歷史沒有給予墨家這個機會。墨子死後，墨家很快變成了一個類似政黨的組織，後墨在救守方面所下的功夫比其他方面都要多。後來的鉅子都不過是黨魁或行動指揮，主要工作是執行墨家的教條，談不上是啟發思考的哲學家。從史籍極其零碎的記載可見，鉅子的影響力侷限於墨家內部，遠比不上孟子和莊子。（筆者按：雖然墨子和其他鉅子的生卒年難以考定，但鉅子孟勝於楚肅王登基後不久戰死，死前把鉅子之位傳給田襄子。孟子生於楚肅王的父親楚悼王時期，而孟子比莊子年長幾歲。由此得知，田襄子與孟子、莊子是同時期的人。）
恐龍絕種，並不是因為牠們太弱，而是因為牠們在當時身處的環境中進化得太完美了。《墨子》第一章開宗明義說：「太盛難守也」（太圓滿便難以維持），偏偏墨學死在這一點上，可謂極大的諷刺。雖然如此，追求完美和穩定是每一個思想體系的目標，甚至每一個人都本能地有這種渴望。然而，追求往往是終結的開始。如何在追求之中免於死在成功之下，這值得每一位哲人不斷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