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哲學系列（一）：在無奈的命運中如何思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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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一直被認為是四書中最具哲學性的著作，代表了儒家思想的理論性綱維。這部古典名篇，相傳出於孔子之孫子思之手，原收錄於《禮記》之中。宋朝時朱熹因其哲學性之高深精妙，將其抽出來獨立成篇，與《論語》、《孟子》和《大學》合稱四書。

《中庸》卷首有「天命之謂性」一說，隱隱道出我們要探尋的是一條從天命到存在的道路。我們生在一個充滿無奈的時代，深感命運難以掌控。傳統中庸的智慧，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反思當下的處境和時代——這勢必是以「問題先行」的態度而展開經典重讀。

01哲學即將推出《中庸》哲學解讀系列，我們的特約作者郭世恆（南洋理工大學博士後）將以有別於傳統學院註解的方式帶我們再讀《中庸》，重新詮釋「慎獨」、「天下」、「平常」、「真誠」、「歷史」等概念。他所強調的不單是對經典本身的理解——好似很多漢學家以為自己可以拯救一個「被遺忘的文本」那樣，而是利用文本來理解超文本的當下——我們的時代，比文本更加逼切地需要得到拯救。

我們生在一個無奈的時代。

很多經歷過香港光輝歲月的人或許都會慨嘆，我們的世界是從何時變得如此不可掌握？我們曾經相信努力是有回報的，只要安分守己、勤勞敬業就可以活得有尊嚴；我們曾經相信社會是有法治的，人不論貧富貴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曾經相信人生是有夢想和希望的，不然就跟鹹魚沒有任何分別。然而這一切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改變，變得一文不值，乃至變得荒謬？

這些無奈使我們感受到，人生處處都在不可掌控的命運之中。命運使我們從心裡呼喊：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存在的意義是什麼？當我們遭逢到生命的邊界時，那些好像離日常生活最遙遠的問題，卻在最真切的生命中向我們襲來。我們如何去思考自己的存在？

天命的來源

回望人類的歷史，這種無奈其實並不是我們的時代所獨有，從古希臘的悲劇到古印度的輪迴，人類永恒地遭遇著自己無法改變的命運。在中國，第一個把人的命運思考透徹的人可能就是孔子——一個熟悉到我們可能已經遺忘了的名字。在〈論語·為政〉篇之中，孔子這樣評價自己的一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對天命的重視可能不下於仁，以至於〈論語·堯曰〉篇這樣結束全書：「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什麼是天命？這或許是中國文化中被遺忘已久的問題。徐復觀先生在《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中就提出先秦中國哲學經歷了一個從天到人過渡的人文主義化過程（註一）。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哲學思想逐漸從以天為中心的宗教思想轉變為以人為中心的人文道德思想。這個過程對於當代新儒家學者來說既是中國早期哲學的特色，更是中國哲學的優越之處。然而不得不思考的是，在古人發現人性可貴之處之前，到底在面對一個怎樣的人生處境？人生到底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問題？

根據漢字的字源學，「命」一字最先的意義不是「命運」、「命限」等純粹消極的意義。傅斯年先生在《性命古訓辨証》中指出「命」字最早是一個會意字，由上面的「人」和下面的「叩」組成（註二）。

上半部的「人」符象徵廟堂的頂，下半部的「叩」象徵一個下跪的人，整個字合起來就是一個人跪在廟堂之中領命的意象。因此「命」字的最原初意義是「命令」，而且這是來自最高權力的命令——「命」在甲骨文中不外乎意指「君命」和「天命」，當中的天命來自於超越人的理解和德能的上天。

至少對孔子來說，命是一個超出個人道德範圍的概念，因此對於人的個人道德修養來說，再難達成的仁的境界，孔子都許諾了「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 但對於道能否實現，他卻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 當然，當孔子這樣說的時候，他不認為人面對天命只能消極以待；相反，他的潛台詞是，道之將行與否，不是一個像公伯寮（公伯寮與子路同為季氏的家臣，曾詆毀子路，出賣孔子）這樣的小人的一兩句誣衊之言所能左右的。其中所體現的思想正是：人所當行之路，不受命運和成敗的影響。這種思想就是後來在儒家被發掦的義命分立。

這種思想其實正好體現了「命」的原初意義。天命首先不是一種消極的限制，相反，它是一種命令；而在一種命令之下，受命者是必須有所作為的。命令是我們要親自去完成的任務，所以對於「命令之施加於我」而言，我是被動的；但對於「命令之使我有所作為」而言，我卻是主動的。人領受了天命，就當行義所應為之事，不管其得失成敗。正如孔子的學生子路在回應隱者對孔子的質疑時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微子〉）

因此可以說，孔子所面對的無奈，就是春秋時代他所親歷的禮崩樂壞和人倫秩序的消失。對孔子來說，天下有道與否，是他所不能控制的；但在此無奈之中，他卻找到了自己當行的道路，認識到自己不可逃避的使命，這就是孔子所見的天命。

存在的天命

但對於其他人，尤其是身處在不同時代的我們來說，天命又意味著麼？其實中文的造字很多時候就隱含著理解世界的秘密：我們稱呼生物的存在為生命，而生命這個詞本身就是由「生」和「命」組成。我們都是有生者，我們活著，但最重要的是，這個生、這個活著本身就是我們的命；而且在某個意義上說，命比起我們的生更為首要和突出，因此我們可以直接用「命」來代替「生命」，例如我們會說「致命」、「玩命」、「人命關天」等等。這與我們說「生」（比如「人生」、「人生理想」、「人生的意義」）時不同，「命」更著重的是人的有限性和向著死亡的生存。當人朝向這個生存的邊界之時，決定性的是生死，以及我們能不能掌控自己的存在。比如我們打遊戲時有幾條命，就是有幾個重新再來的機會。

當我們稱呼生命為「生命」時，其實就隱含了雙重的意義。首先在生命之中，我們有活力、有生機、有支持我們以各種方式發展自己的力量；同時，這個生命又是一個有限的、我們不可全然掌握的過程。用存在主義的話說，我們都是被拋入到存在之中，不是自己的選擇。當我們這樣理解生命時，其實生命本身就具備了一個命令的形式：我們不可選擇地成為了一個有生命的存在，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有自己的可能性，有活力、有生機去成為自己。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和一個死物的存在不同：一個杯子只要存在它就是一個杯子，但人需要思考自己該如何存在，這裏就誔生了一切關於人生的思考。這種存在意義的不確定性，正是《中庸》這部著作要處理的哲學問題。因此，《中庸》的出發點與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不同，它思考的不是已經有固定內容和傾向的人性，而是作為天命的人的存在本身，故《中庸》首句就為其整個思想定下了它的起源——「天命之謂性」。

從天命到存在

通過「天命之謂性」，《中庸》首次建立起由天命到人性之間的架接。筆者認為，這條道路並不如傳統解釋所言：人具備了天賦予的某些先天品性，順著這些品性就能找到人該走的道路。相反，如果我們對生命的理解正確，人性所體現的地方恰恰在於我們的存在面臨著不可掌控的天命（註三）。反過來說，這些不可掌控的天命也恰恰是人性閃現的地方。我們為什麼會感到無奈？為什麼會感到徬徨？為什麼會感到迷茫？我們會感到無奈，因為我們曾經看到過希望，曾經知道自己所能企及的高度；我們會感到徬徨，因為我們知道還有將來的路要走；我們會感到迷茫，因為我們知道人生需要一個方向。正是因為我們知道自己還有生命，所以這一切問題和困難才顯得有意義；而這些困難和無奈提醒著我們，只有當我們承擔起這個天命，我們才有資格去存在。

因此對《中庸》的作者來說，人生最起初是無奈的，但正是這種無奈呼喚著人生的道路。中國的先哲，不論家派，都用「道」來命名人最終能依靠者。「道」與西方的「真理」不同——在海德格把「真理」還原為解蔽的活動之前，「真理」一直代表著最高的原則，原則對萬物施加的是一種規限。然而，「道」本身就是一條道路，它的甲骨文就是一個人在道路上行走的意象。

道路不是一種規限，它是一個指引，一種可能性——人依著它走，就能走到目的地，但真正的道路只有當人去行走了才能發現。當先哲訴說不同的道時，他們給出的不是道德的律令，而是道路的指引。這條道路只有當我們真正用生命去實踐和行走時，它才顯示為一條道路——可以說一切道路的道路，正是這個真切的實踐和行走本身。故《中庸》說「率性之謂道」，意即只有生命的承擔和統率才是人真正應該依靠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人必須不斷去探尋、學習、歷練，去修築自己的道路。只有當這條道路開始了，我們才能領會一切對人生的指引和訓言，因此說「修道之謂教」。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三句《中庸》的開篇語已經給出了整個《中庸》哲學的框架和核心問題：《中庸》要回應的是源自生命的問題，它要思考的是作為有生之人從來就已經領受了的命令——一個既不可逃脫，又呼喚著人成為自己的命令。要注意的是，當我們這樣理解《中庸》時，其實就已經與傳統的註解有了一定分別：傳統的註解一般認為，人乃至萬物都具備了上天賦予的天性，人所遵行的道就是實踐和回歸這個本性，這個修道的過程稱之為教。然而這種直線式的解讀，一方面遺忘了原始作為命令的天命，另一方面使人相信人性之中有一個可以一勞永逸地依靠的指引，最後把儒家思想變成了教條，錯失了反思自我人生的機會。

但如果按照筆者的解釋，《中庸》恰恰不是宣說一種教條或道德價值；相反，它把人帶回去一切價值形成之初，回到那個觸動著我們去思考和探尋的生命。在這裡，我們知道一切都不是已經被許諾的，我們曾經相信的公義、法治和希望，都不是一成不變地為我們的生命預備好。反之，這些前人曾經賴以成功的道路，需要我們繼續去實踐、建立，在我們的人生，我們的時代中賦予其價值——只有當這些價值由我們親身去體現時，它們才能成為指引我們的方向，成為我們的道路。

當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擺脫迷茫去尋找自己生命的道路，具體要怎麼操作呢？在這個《中庸》哲學解讀系列，筆者將會把《中庸》中與此相關的議題，包括「慎獨」、「天下」、「平常」、「真誠」、「歷史」等概念一一進行闡釋。其目的不是為任何具體的問題提供答案，也不是宣揚任何價值，而是希望與大家一起重新閱讀這部儒家思想中最精煉的文本，找尋回歸問題本身的指引。

註釋

註一：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商務印書館，1999）。

註二：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証》（台北：商務印書館，1993）。圖片資料來源：http://kanji-roots.blogspot.sg/2013/01/

註三：關於這個論點的更多討論，可參看拙作：Kwok, Sai Hang. “Tianming and the Other: Rethinking the Source of Responsibility in the Zhong Yong and Emmanuel Levinas”.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11, no. 3:（2016）, 501–520. Doi: 10.3868/s030-005-016-00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