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49》之前，來回顧82年的《銀翼殺手》吧！（二）

女體模型，總是最能引發情慾的幻想，又難以與女性主義提到的「物化」擺脫關係。偷渡回地球的仿生人中，Zhora與Pris同為女性形體，電影有意將她們與其他女性塑膠模型或玩偶並置，二者的死亡場景，都是在女體模型的包圍下展開的。

前文回顧：在《2049》之前，來回顧82年的《銀翼殺手》吧！（一）

仿生人 / 物

哈樂崴（Donna Haraway）於1985年發表著名的〈賽博格宣言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1980s），其中將賽伯格（cyborg，機械人、機械生物、改造人、仿生人皆在此列）與女性主義連結，期望女性主義的發展能夠擺脫本質主義與認同政治的迷思。哈樂崴提到，賽伯格神話是「關於被逾越的界線、有力的融鑄，以及危險可能性」，以此作為改革的力量所在。在文章的開首，哈樂崴點明在賽伯格的科幻作品將打破人類和動物、動物—人類（有機體）和機器、物質（physical）和非物質（non-physical）的界限，以此論證，在「我們」這個能指與「認同感」之間，是無法簡單地以自然／本質或者更抽象的「受害者位置」作為認同基點。

簡單地以女性主義為例，白人女人與有色女人之間，其中的經驗差異並不能輕易地以生物本質「女人」約化，單純地以「女人」作為認同建立點，最後必定會與個人落差帶來的矛盾再遇，成為運動進行的極限。複雜的個人經驗固然不可能歸於統一，但是並不代表二者無法聯合。以哈樂崴的說法：「透過結盟（coalition）——親近性（affinity），而非認同」作為組織方法，肯定界限的存在，以「接觸」——如同電路的裝崁那樣，實現一種允許差異的交接。賽伯格的存在是一場「邊境戰爭」（a border war），允許人們擺脫父權體制、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構成的分界，聯通異質進行抵抗。

《銀翼殺手》無疑是一個賽伯格文本，而且在共同體的界限與認同之間，呈現了比哈樂崴提及的分類更為複雜的維度。哈樂崴將模糊性作為連結與革命的力量，《銀翼殺手》就是探討這種含混帶來的忐忑與恐懼。

主角Dekard作為人類（姑且當他是「人類」），因為「銀翼殺手」的身份，追捕從外星殖民地Off-World逃回地球的仿生人。故事發生在2019年的洛杉磯，若根據Philip K. Dick的原著小說，電影中連綿如永夜臨至的大雨，是核災的後遺；亦因如此，只要是體格合格的倖存人類都去了Off-World，尋求那在電影中不斷響起的宣傳廣告裡的烏托邦——「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既然地球已變得如此不堪，為什麼仿生人依然執著於重返地球呢？事實上，仿生人具備比人類更為卓越的外貌、體能與智力，特別是電影中「連鎖六型」（Nexus-6）的仿生人，甚至已經發展出媲美人類的情感系統；但是在外星殖民地中，他們猶如奴隸般生存，負責各種人類所不喜的底層工作如垃圾清潔或性工作等，而且，他們只有短暫的四年壽命。仿生人Roy正是為了尋求延長同伴壽命的方法，才回到地球，執意與製造者Dr. Eldon Tyrell見面，渴求破解生命的奧秘。

「人類」與「仿生人」，大概能與哈樂崴所指的「動物—人類（有機體）和機器」對位。電影在此基礎下再作細分，將機器分為三類：普通的人型玩偶，形態與思想幾乎與人無異的仿生人，還有與原生動物無異的仿生動物。

電影當中除了仿生人，還呈現了不少形神兼具的仿生動物，如Dr. Tyrell的貓頭鷹，Zhora的蛇。仿生動物要比仿生人的價值來得更高，前者是人類情感的寄託、地位的象徵，越是與動物原型貼近價值越高；另一個則是作為奴隸可隨意隨時殺死／除役（retirement），並且因為與人類相似而引發恐慌。普通的人型玩偶也是無傷大雅的存在，如同仿生動物一樣，成為人類情感的慰藉——基因設計師J.F. Sebastian因為身體缺陷獨留地球，居於荒廢的大樓之內，當仿生人Pris詢問他是否寂寞時，Sebastian回答自己從不寂寞——寬廣的公寓裡，放滿了他稱之為「朋友」的人型玩偶。

由此引發的是兩個方向異迴的思考。第一，倘若人類作為情感動物，而人的形體面相作為最能引發感情的介質，那麼，仿生人要相似到怎樣的程度，才能夠引發人類的「感情」呢？要如何定義這「感情」呢？

女體模型，總是最能引發情慾的幻想，又難以與女性主義提到的「物化」擺脫關係。偷渡回地球的仿生人中，Zhora與Pris同為女性形體，電影有意將她們與其他女性塑膠模型或玩偶並置，二者的死亡場景，都是在女體模型的包圍下展開的。沒有情感的女體模型是單純的慾望容器，可以輕易地廢棄，損壞之後有無數相似或功能有異的分身替換；那Zhora與Pris也只是上述模型系列的產物嗎？縱然Dekard一再聲稱仿生人的利益與己無關，他著重的只是工作程序，某程度上是另一種「清潔工人」的存在，然而殺死這些高度智能的仿生人後，依然會手震心悸，懷疑這個「除役」的動作是否單純如debug（排除網絡故障），「除役」與「殺生」的距離究竟是什麼；最後，他甚至愛上了與人類無異的Rachael。

日本大阪大學的機器人學學者石黑浩，於2005年為愛知世博會製造了以NHK電視新聞主播藤雅子為原型的複製人。談及機械人發展的將來時，石黑浩認為，人類對極像人的機器反應比較好，因為相近的外形能夠引發人與機械之間的自然溝通——機器人是人類外觀與諮詢媒介的結合。

果真如此嗎？在此引用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在《物體系》中使用的一則寓言：

故事發生在十八世紀。一位熟悉鐘錶機械的魔術師，做了一個自動木偶（automate）。由於木偶是這樣完美，動作如此柔軟自然，當魔術師和他的作品一起在台上出現時，觀眾反而無法區別誰是真人，誰是木偶。此時魔術師被迫把他自己的手勢機械化，而且以極高的巧妙，使他自己的外表產生輕微的破綻，如此他的表演才能得到意義，因為與其讓觀眾後來因為長時間搞不清楚誰是「真的」，因此陷入深深的焦慮中，還不如讓他們把人當成機器，把機器當作人。

在寓言中，因為木偶（機械）與魔術師（動物—人類）過於相似，觀眾陷入深深的焦慮，魔術師必須將其中一方的相似度調低以安撫觀眾的情緒。這則奇特的故事正正指出了賽伯格研造的困境——一方面，人類對人工智能的終極目標，是提升機械與生命體的相似度，使其成為可與之情感互通、交流與溝通的「造物」；但是當「造物」具有與人類極度相似的思考／運算機制時，人類又因為混淆陷入深深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