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響當代社會的警鐘：殘忍、恐懼與自由主義

前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經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一個有名演說中提出，他認為戰後的世界，應該保障每一個人的四大基本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還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羅斯福對免於恐懼的自由的闡釋，主要關於國與國的戰爭：免於恐懼的自由，在於消除戰爭的條件，令一國不能對他國發動戰爭，使他國人民陷於對被殺害的恐懼。這明顯是針對當時戰爭狀態的發願。但恐懼或暴力的源頭，自然不限於鄰國。由非法組織到一國政府，只要掌握武力，都可以令公民感到恐懼。事實上，放眼人類歷史，人們恐懼的最大源頭，往往來自國家，或公權力（public power）：國家擁有充分的資源與武裝力量，系統而持續地使治下的人民處於恐懼之中。

在著名論文〈The Liberalism of Fear〉 之中，已故政治思想家 Judith Shklar 提出，對暴力與殘忍的恐懼，應該被自由主義者視為價值基礎。追溯自由主義的歷史起源，她認為對暴力的恐懼、以及對恐懼如何挫傷人性與自由的體認，其實是自由主義作為政治思想，能夠使人們覺得值得支持的一大原因。我認為Shklar 對恐懼與自由主義之間關係的梳理，是對「免於恐懼的自由」的價值的一個精彩的詮釋。這篇文章會稍為整理和介紹她這個獨特的「恐懼的自由主義」的思路。在今日民主在全球退潮、公民權利愈來愈受到威脅打壓之際，Shklar的關懷值得我們重新重視。

由殘忍到容忍

Shklar所關注的恐懼之惡，在概念上並不複雜。恐懼（fear）的根源就是殘忍（cruelty）。當權力者對弱者施以物理上或情感上的暴力，令弱者感到痛苦，並用這種痛苦或其引致的威脅迫使弱者服從自己的意志，就是殘忍。對這種殘忍的恐懼是人的天性，也是對人的自由的嚴重限制。沒有人願意生活在恐懼之中。這可能是因為這是對人的尊嚴（dignity）的嚴重侮辱，也可能是因為人如效益主義者所言，有趨樂避苦的天性。Shklar認為，視殘忍為首要之惡，可以和不同的道德理論相容，因此可說是非形而上學的（non-metaphysical）。她甚至承認這不過是一種道德直覺。但我們不應因為對殘忍的恐懼是一個相對直觀而且簡單的感受就忽視它的重要性。事實上，Shklar指出，這種道德情感和自由主義有著深遠的歷史根源，也對我們建構保障自由的政治體制有莫大的重要性。

Shklar指出，自由主義的思想起源，正是出於對歐洲宗教戰爭的種種殘忍和暴力的震驚。基督教和異教徒之間、基督教不同宗派之間，部分爭端或者是為了教義上的分歧，但更多是因為權力鬥爭和垂涎他人的財富，而捲入互相殘殺的仇恨螺旋之中，一發不可收拾，最終生靈涂炭。這些殺戮、殘忍、仇恨和恐懼，令人們開始反思，難道這就是信仰帶給人類的結果嗎？基督的教誨不是說人們都是神的兒女，應該彼此相愛的嗎？為什麼一個人人相愛的世界並沒有出現，反而只見到無盡的殺戮和仇恨？

一些教士於是開始主張，宗教應該遠離公權力，尤其應該離開暴力，不用政府和軍隊的力量來強迫不信者歸順、甚至將他們消滅。換句話說，在政治上或公共領域之中，不同宗教和宗派應該互相容忍（toleration），為的是避免進入互相殘殺的局面，也就是避免殘忍。但也有愈來愈多人走得更遠：他們從根本上質疑基督教甚至宗教本身，視之為殘忍的根源。他們質疑一切聲稱可以全面解釋世界的秩序和人存在的意義的信仰，認為這些「信仰」都有引發人們的狂熱和非人性行為的危險。他們和那些開始反省的教士得出相同結論：為了避免殘忍，讓人們能免於恐懼，宗教應該遠離政治和暴力，也就是得容忍異見者。

所以，有不同信仰的人在政治上互相容忍，不訴諸暴力解決問題，正是為了讓人們能免於對殘忍的恐懼。歷史上，自由主義的價值意識和制度建構，都可以追溯到這個強調容忍的意識。宗派間在政治上的容忍漸漸演變成政教分離的原則，而宗派不應以暴力來強迫或消滅不信者，則演變成每個人都應該有信仰自由這個信念，進而變成現代保障個人自主的人權（human rights）意識。這些觀念的演進都是漫長而充滿頓挫的。但Shklar指出，這一切的價值意識的演進的情感基礎，正是對殘忍的恐怖後果的體認，自由主義者不應該忽視這一點。

「向後看」的自由主義

Shklar因此指出，如果從這個歷史角度看，自由主義其實可以是相當現實，或非烏托邦的（non-utopian）。因為自由主義的情感基礎，是來自於歷史記憶，而不是對某種美好新世界的寄望：正是為了避免過去人們發生過的殘忍、視殘忍為最大的人類之惡（human vice），我們才會視容忍為政治上最重要的德性（human virtue）。自由主義不會給人們一個完美而和諧的世界的許諾，但我們知道如何避免殘忍，也體會免於恐懼對人是如何重要，於是盡力排除將會導向殘忍的政治體制和政策選項。

但是現實歷史的進程，卻顯然沒有跟上道德觀念的演進步伐：即使踏入二十世紀，我們還是打了兩次世界大戰，種族仇殺不絕，免於恐懼的意識乃至自由主義都從未真正在任何政體和社會扎根。Shklar清楚這一點。但至少在觀念上和人們的價值意識上，視殘忍和恐懼為首要之惡，代表了人性的善的一面的情感——或者說良心——底線，有其不容忽視的歷史動力。

正是在這裡，Shklar認為，她這個「恐懼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 of Fear）和自由主義的其他——更為主流的——思想傳統有著不同的性格。首先，恐懼的自由主義和自洛克（John Locke）以降以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為價值核心的自由主義傳統不同。這些自由主義理論視人的一系列公民自由為天賦的人權，是人之為人不可讓渡的權利，對他人的行為構成道德約束。捍衛人們的這些權利，是正義的要求；而當每個人的這些權利都得到充分的捍衛，我們就達到了完滿的正義，至少在政治的道德上是如此。

恐懼的自由主義認同以權利和正義為目標的自由主義的政治主張，但卻少了這種自由主義在道德理論上的包袱：不見得所有人都會同意捍衛公民權利是構成正義的核心價值，或正義應該是政治的最終目標。恐懼的自由主義並沒有把人們帶到公共道德或正義上完善的狀態的野心，它只是聚焦在盡量避免殘忍之惡。

另一個和恐懼的自由主義不同的自由主義傳統則可以以J.S. Mill 為代表。這個自由主義傳統認為，保障人們有最大的公民和政治自由，是社會進步、甚至是個人的人性能力發展的必要條件。只有當我們能在不同的領域能自主的決定的人生時，我們才能說得上發展我們人的理性能力、才能有空間作道德和倫理判斷、才能過上豐滿的人生。

Shklar的恐懼的自由主義則不和人性的豐盛發展掛勾：恐懼的自由主義主張保障個人自主，是為了保障人們不至陷於殘忍的對待。這固然是過上美好人生的必要條件，但這個角度下的自由主義並不承諾它能促進人們發展出豐盛人生的能力。事實上，恐懼的自由主義眼中，只有從「向後看」借鏡而來的，對過得較不壞的人生的想像；它並不「向前看」，不為人們的如何過上完滿而美好的人生指路。

由消極自由到權力制衡

Shklar的恐懼的自由主義很容易令人聯想起另一位有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伯林（Isaiah Berlin） 對「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辯護：自由主義關注的，應該只是每人有多少行動不受他人干擾的自由。用形象一點的比喻，就是關注每個人面前有多少道門是打開的、有多少門是關上的；愈多打開的門，就是愈多自由，而我們不應關心人們最後選擇走哪一道門。伯林認為，自由因此也在概念上應該和實踐自由的條件（conditions）分開：人們是不是有充份的能力，由一道門前打開的路一直走下去，不是自由的問題，也因此不是自由主義關心的問題。

Shklar理解伯林這種對自由的解釋，但她強調自由和自由的條件不能切割。因為保障消極自由的道德或情感基礎，正是為了免於人們對殘忍的恐懼，若沒有在制度上使種種的權力不平等消失或受到制衡，免於恐懼的自由不過是空談。因為權力的不平等正是令社會中出現強者和弱者的原因，而這正是一切殘忍的根源。所以在恐懼的自由主義中，自由與自由的制度條件密不可分。

我認為，正是在這裡，Shklar的思考比伯林在政治上更為完整：權力分散（separation of powers）、權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和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乃至活躍平等而多元的公民社會，都是恐懼的自由主義的題中之義；但伯林的消極自由並沒有蘊含任何特定的權利分配和運作的方式，於是也就提不出任何制度主張。對照Shklar對殘忍和權力的關係的洞察，伯林的消極自由論對權力的效應的敏感度更見不足。

被遺忘的殘忍

只有消弭殘酷和暴力，不讓足以強迫弱者的權力集中在強者手中，才能真的讓人免於恐懼。我想，Shklar會認為任何有說服力的政治理論——不管是否自由主義——都應該聚焦這個道德內核。在民主在世界範圍退潮的今天，其中一個令人心憂的趨勢，就是人們似乎不再警惕權力集中在當權者手中，有威權傾向的政府紛紛挾民意上台，並對異見者和獨立的公民社會組織肆意打壓。是人們不再意識到強者對弱者施暴的危險嗎？但這裡有一個更令人憂心的可能：也許，人們已經忘記歷史上種種殘忍帶來的恐懼，因此對權力的集中才漸漸無感。Shklar對權力和恐懼的敏感和警惕不但並未過時，更似乎恰恰是我們今日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