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傳統家庭價值，是純粹的「進步」嗎？

作者簡介：

王珏，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現象學，生命倫理學。

李俊，作家。

【01哲學按】

「想像不家庭」的時代正在到來。01哲學推出【婚姻與家庭專題】，邀請哲學及文化研究學者及學子各抒己見或針鋒相對，從性別文化、自由主義、共產主義、倫理學及儒家思想等不同面向漫談危機之下的婚姻與家庭。當傳統家庭形式（及其價值、權威）正淪為一種「政治不正確」，本文要求從存在論和倫理性上重新反思「誰之家庭？何種幸福？」兩個關鍵問題。作者認為，從傳統家庭觀到自由主義家庭觀的轉變，與其說是一種純粹的「進步」，不如說是一場仍在進行的文化戰爭，而重提傳統家庭觀也絕非簡單的保守之論。

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家庭是一定歷史、文化條件下的人工構造物，其形式是由參與個體的同意所塑造的，其合理性根源也同樣追溯到一些與個人相關的倫理考量，比如個人的自由、自主和平等。換言之，家庭的合法性必須從它推進個人自由和平等的效果，或者從它對個人自主和權威的保護上得到倫理辯護。

20世紀以來的西方社會發展中，這種自由主義家庭建構論留下的最深印記，就是開啓了家庭基礎個體化的社會-政治運動。傳統家庭的結構、形式、權威統統被置入懷疑的目光之中，被看作是需要批判、改造和重塑的對象。相應地，傳統家庭權威、家庭價值相關的論題則彷彿天然帶著「政治不正確」 的印記，與傳統家庭形式一起，悄無聲息地衰落了。

然而，如果深入到這些強勢的意識形態背後，我們不難發現，從傳統家庭到後傳統家庭的轉變與其說是一種純粹的「進步」，不如說是一場仍然在進行的文化戰爭。社會-政治條件的急劇變遷掩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基礎價值問題：家庭是否有屬於自身的本質？如何理解家庭生活的倫理性質？與家庭相關的公共政策應當採取怎樣的倫理目標和價值取向？傳統文化及其所支撐的傳統社會——比如儒家、天主教、猶太教等等——對上述問題顯然保有迥異於自由主義的答案，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重大分歧遠未得到解決，甚至尚未被充分認識。或許正是這些分歧構成了我們的現代性處境。

自由主義家庭觀 vs. 傳統家庭觀：存在論的對立

在家庭問題上，我們同樣面臨著麥金泰爾式的經典之問：誰之家庭？何種幸福？對於從傳統向現代轉型中的中國社會而言，深入瞭解有關家庭的文化戰爭有深刻的現實意義：自由主義的家庭觀念並不是唯一的選擇，除此之外尚有其他的理解方式。這就要求我們慎重對待，並以對自身負責的方式來作答。

具體而言，圍繞著家庭的文化戰爭至少存在下述兩個層面的激烈交鋒：「誰之家庭」的問題涉及存在論層面的爭執，「何種幸福」的問題則涉及如何在倫理層面理解善的生活形式。

就存在論而言，自由主義家庭觀將家庭看作是一種社會建構物，一種缺乏獨立存在論地位和內在道德目的的人造物。這種家庭具有兩個特徵：家庭沒有固定的形式，個人同意是決定家庭形式的唯一准則；家庭作為整體沒有屬於自身的目的或意義，其價值僅僅在於促進個體的自由與平等。落實到公共政策上，自由主義建構論家庭觀主張優先保護個人的權利和偏好，主張賦予同性婚姻、婚外生子、單親撫育等非傳統的家庭形式以同等、甚至優先的保護。

與自由主義家庭觀的唯名論觀點相反，傳統家庭觀傾向於將家庭置於一個整全的（content-full）存在論的脈絡下加以理解，將家庭看作是預先存在的社會可能性的實現。個體在家庭中的角色承載著一些道德責任，這些道德責任不能還原為個體的選擇；相反，個體恰恰是通過認可和承擔這些預先給予的責任，而成長為完整意義上的道德主體。儒家說「仁者人也， 親親為大」，即是上述家庭觀的重要體現。

不僅僅是儒家家庭浸潤在這種富含存在論-形而上學意味的家庭觀之中，在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等各大宗教和文明的傳統家庭之中，也很容易發現類似的家庭觀——儘管不同傳統對於家庭角色的性質與道德責任具有不盡一致的理解。

粗略地看，上述傳統家庭形式在存在論上分享著一個共同的起點，即，將家庭看作是一個自身實存的範疇（sui generis Category），家庭亦是理解人類存在方式的最基本的範疇之一，如同時空是理解世界的最基本範疇。作為範疇的家庭具有三重含義。第一，作為存在範疇，家庭凝聚並實現著一種特殊的善，這種善構成社會族群繁榮發達的必要條件，並且不被其他社會組織所代替。

其次，作為社會範疇，家庭代表了一種規範性的社會生活形式：生殖、養育等生物-社會事實通過家庭而得到表達和規約，並由此生成為社會的基礎與細胞。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具有獨立的存在論地位，因而不能被還原為組成它的個體及個體之間關係的總和，因為家庭首先是作為整體而存在的。建立新的家庭不同於締結契約，契約仍然是原子式個體之間的聯合，但建立家庭卻要求個人從根底上改變自己之前孤立個體的存在方式，成為家庭的一分子。

第三，作為認識範疇，家庭也是我們日常經驗世界的中心。家庭是我們聯結世界的起點，也是我們深入社會脈絡的最重要的通道之一。簡言之，傳統家庭觀與自由主義家庭觀之間的分歧，可以看作是古老的實在論與唯名論之爭的延續。自由主義家庭觀的唯名論態度，使之將家庭看作是僅僅是離散個體的某種集合，而家庭的目的也可以被還原為個體利益的集合。就此而言，自由主義的建構論家庭觀並非僅僅是在傳統家庭形式之外提供另一種選擇。就其要求徹底否棄那些讓傳統家庭棲身於其上的本體論承諾及相應的倫理承諾而言，這種否棄是一種徹底的再造。這背後隱含著巨大的倫理和政治危機可能還沒有被充分地討論，而更危險之處在於，自由主義框架囿於其狹隘的唯名論觀點，可能根本無法理解一種建構論的家庭觀侵蝕了什麼。

自由主義家庭觀 vs. 傳統家庭觀：倫理性的差異

就倫理性的層面而言，自由主義家庭觀與傳統家庭觀的分歧反映出更深層的道德圖景上的差異。為了更好理解這種分歧的實質，我們需要區分兩種不同的理解道德生活的方法論路徑：還原主義方法論假定vs.超越主義方法論假定。

還原主義的起點，也是現代世界的入口。對世界進行還原論的理解，即否定存在超越的視角，以支撐對形而上學真理的追求。在這樣一個祛魅了的世界圖景中，實在沒有了超越基礎的支撐，遂被分解為無數碎片。家庭建構論（即認為家庭形式服從個體的選擇）完全符合現代人對社會道德秩序的想象，但也正因此而受困於現代性道德的內在危機。支撐著現代性世俗化圖景的是查爾斯•泰勒所謂的「社會想象」，具體到建構論家庭觀。其所植根的「現代社會想象」具有如下三個特點：假定個體在家庭中的地位並不反映著任何先在的倫理角色和倫理義務；所有的家庭角色都是個體的創造，並且完全可以相互替代；對家庭結構的想象局限於同代人之間，代際之間的聯繫與道德承諾則被嚴重削弱。

與還原主義的方法論正相反對，超越主義的方法論從一種實踐導向的倫理-存在論的視角看待實在，認為實在植根於更深的形而上學基礎，並由此保證了道德規範的內容和有效性。需要指出的是，此處使用的超越主義方法論主要是指對實在的理解可以訴諸超越的視角作為調節性理念。由於並非必然依賴於人格化神明，因而也可以涵蓋像儒家這樣的文化傳統。後者雖然沒有明顯的宗教指向，但其禮儀實踐中滲透著深遠的超越涵義，比如在婚禮中要拜天地和父母。具體到家庭領域，超越主義的方法論傾向認為家庭整體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實在和倫理實在，具有獨立的存在論意義，並且憑其自身就成為道德生活的基礎語境和意義支撐。

傳統家庭生活的道德內涵具有如下幾個特徵：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與道德義務是在家庭生活的語境中已經預先被給予的，而不能還原為個體自由選擇所創造的；整個家庭的興盛依賴於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尊重、相互支持、自我犧牲，以及對未來的共同期望；作為整體的家庭最終呈顯為個體俯仰其間的生活世界，成為個體和國家權力的中間地帶，為其成員提供情感上、資源上及社會性的支持，同時將個體生命與超越的根基聯繫起來，通過家族時間線的延展將個體生命嵌入到更廣大的實在之中，並由此獲得超越於個體的生命意義。

家庭生活的倫理空心化 vs 現代性虛無主義危機

透過上述對比不難看出，從傳統家庭形式到自由主義後傳統家庭形式的轉變，背後根基是規範家庭的倫理性原則的徹底轉化。倫理的重點由作為培育德性、完善倫理生活的首要場所的家庭，轉向自我立法的原子式個人，轉向個體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並且，對於現代個體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而言，家庭僅僅具有工具性的價值，家庭的意義與形式依賴於個體對善的生活的理解，而不是反過來。從這個角度上看，從傳統家庭到後傳統家庭的轉變可以看作是對我們生活於其間的倫理世界的倒置。

傳統家庭所承載的生活世界對個體而言是塑造性的，家庭是個體培育德性、完善自我的首要場所和意義載體；而現代生活的道德秩序將獨立的個體建立為最終的尺度，個體被抬高為塑造一切的源泉，家庭被褫奪了屬於自身的倫理意義，僅僅保留了工具性價值，亦即，僅就其是促進還是妨礙個體自由、平等的實現而得到褒貶。家庭由此成了「個人—國家」的現代政治秩序中的一個過渡性的、工具性的環節，家庭建構主義的邏輯正源出於此，家庭消解命運也源生於此。

近代以來，在應對諸如包辦婚姻、代際壓迫等主要處理已經成年、相對獨立的家庭成員之間問題的時候，自由主義的家庭觀念極具感染力，容易一呼百應，其根源也正在於此。但被剝離出來的孤零零的個體又因為缺少對立面和規定性，而極易消融為完全無力的、無內容的東西，於是又成就了現代人特有的「空虛」，特別是當面對撫養和教育未成年子女、贍養老人、醫療代理等涉及家庭成員之間相互依存本質的實踐問題時，就不免捉襟見肘，困境畢顯了。

正是為了克服個體性原則的「空虛」，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提出家庭應該是「倫理性的東西」。黑格爾上述概念代表了在現代社會背景下重新衡量家庭自身的存在論位置和倫理含義的重要思想努力。雖然其背後的形而上學體系未必可靠，但至少黑格爾的這種傾向從側面說明，從傳統家庭到自由主義後傳統家庭並非線性的進步，從哲理深度上看，現代社會中家庭的地位也還沒遠遠沒有得到蓋棺論定，毋寧說家庭仍然是文化戰爭的核心戰場。這場戰爭的走向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生活的現實，也很大程度上塑造著人類社會的未來命運。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家庭生活的倫理空心化傾向與現代性虛無主義危機之間的關聯不僅是本質性的，而且是強烈地現實性的，指向許多現實的危機和問題。比如，傳統家庭的衰落、乃至消亡，是否削弱了社會凝聚力和平衡發展? 自由主義建構論家庭觀的盛行及其派生的個人本位公共政策，是否加重了現代性道德虛無主義的處境，以及現代社會中個體的無家可歸感？要回答上述問題，僅僅靠擁抱某些原則、某些價值還遠遠不夠——無論這些價值在現代文化語境中獲得了多麼崇高的榮光。真正有效的回答需要回到更深層的問題之中：我們希望成為何等樣的人，希望將來生活在怎樣的世界中？而這需要我們擺脫意識形態上的喧囂，重新敞開「誰之家庭、何種幸福」的問題。 並且，對後者的真正的回答絕非在傳統家庭和自由主義家庭之間作一個簡單的二選一，而是要求我們從人類生存論的根基上，重新衡量家庭的價值，並為之尋求在現代條件下的恰當的表達。

（本文原標題為<誰之家庭？何種幸福？——文化戰爭中的家庭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