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當今的新自由主義、烏托邦主義和民粹主義（下）

作者：丁雄飛

一個直接關係到資本主義未來的問題是：何種能動的力量（agency）能夠改變資本主義。您早年下過一個著名的判斷，在英格蘭，「軟弱的（supine）資產階級製造出了聽話的（subordinate）的無產階級」。在您後來的研究當中，您一般首先聚焦的是「上層」（尤其是國家）而非「下層」（比如您同時代的一些英國新左知識份子關心的、廣義的工人文化）。在最近的文章裡，您一方面否定了拉克勞有關平民主義（populism）的理論建構，一方面也批評了阿瑞吉在晚期作品中把勞工邊緣化。我想知道，您自己是怎麼看今天的勞工或平民階級的？您仍然會把他們視為社會根本轉型的潛在動力（agents）嗎？

安德森：對馬克思來說，工業無產階級之所以是一個替代性未來的擔綱者，是因為它代表了集體勞動者，代表了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所以它能夠開創馬克思所謂的生產者的自由聯合，即社會主義。但到了二十世紀晚期，馬克思所構想的經典的工人階級已經被資本「包抄」了（outflanked）——用一個邁克爾·曼用過的術語——其時資本獲得了近乎徹底的地域流動性。說穿了，就是工人在空間上是固定的，而資本如今可以四處遊動，哪裡成本最低、利潤最高就去哪裡。這導致了第一世界的富裕國家大規模去工業化，把生產外包給系統邊緣的廉價勞動力區域。結果就是，全球的勞動力在極其負面的意義上被重組了。不是說工人階級已經消失了，而是說在今天，它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孤立（atomized）、被挫了銳氣、被分化了。這不僅僅只是一個西方的現象。

如果事實果真如此的話，那麼還有什麼替代性的力量能夠促成集體性變革呢？我在1988年的時候第一次見到邁克爾·曼，我就《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一卷的一個關鍵概念問了他一個問題。這個概念就是他所謂「填隙式意外」（interstitial surprise）的觀念：在一個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中，似乎存在著一個圍繞兩極階級對立，或類似的主要矛盾而構建的，直接明瞭的結構。比如封建主義就存在一組基本的對抗關係：地主和農民彼此勢不兩立。但後來，並不是農民推翻了地主導致這個系統發生變化，而是在封建秩序的間隙中，出人意料地出現了商人，商人成為了改變系統的力量。記得我當時對曼說：「那麼，邁克爾，下一個填隙式意外會是什麼？」

今天有另一位頭牌社會學家，瑞典思想家泰爾朋（Göran Therborn），可能比曼對當代世界更有想像力。他寫過一篇非常重要的論說文，是2014年第一期《新左評論》的頭條文章，題目叫「新大眾？」（New Masses？）——注意是有問號的。當時巴西、土耳其、印度、希臘、西班牙等地爆發了新的抗議運動，我們為此發表了一系列的調查和討論。泰爾朋的文章仿佛某種宣言，為這個系列制定了討論的議程。他指出，工人階級沒有消失，但卻被貶低、分化了，那還有沒有別的重要的（major）集體性能動力量的來源能夠改變這個世界？他的答案很微妙、很持平，但在文章最後，他抖出了一個包袱：最有可能改變當下全球秩序的社會力量是這個世界——南方與北方、東方與西方——新興的中產階級。如今，中產階級是一個非常模糊、不確定的術語。我們該如何理解它的社會範圍或政治潛能？

瑞典哲學家Göran Therborn。（資料圖片）

有一個生活在義大利的英國歷史學家叫保羅·金斯伯格（Paul Ginsborg）。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率先發展出了一種二分法。他說，在義大利，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工人階級被去勢了（depotentiation）,人數減少了（diminution），與此同時，義大利出現了一個中間階層（strata），而我們可以把這個階層分成兩部分。他用了義大利術語ceti，意思是層面（layers）、部分（sectors）。在他看來，存在他所謂的ceti rampanti和ceti riflessivi。The rampanti就是雅皮士（yuppies），受貪婪之心和利己主義驅動之人，迷戀消費主義，對他人的命運漠不關心——他們體現了“rampant”（猖獗的、無約束的）這個詞最負面的意思。另一方面，收入和職業水準大致相同的這批人裡，還有若干部分對自己和周遭的社會懷有反思之心（reflective）。他認為，他們大體上是有公德心的專業人士或公職人員。這些人對自己和他人的處境都抱以批判的態度，就其批判他人而言，也不會以一種自私的方式，於是，他們可以在一個社會當中扮演重要的進步角色。我實際上對這些說法相當懷疑。作為朋友，我提出了質疑，我問他：你真的確信存在這樣一種劃分嗎？也許可能存在一些具有反思性的中間力量（sectors），但是，相較於一個數量、影響都要大得多的雅皮士多數派，他們不就是很少的一些人嗎？然而，在我們這次交流後不久，事實證明他是對的。義大利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貝盧斯科尼統治的抗議運動：群眾集會，佔領廣場，他自己——佛羅倫斯的一個歷史學教授——更成了這些抗議活動的領導人之一。所以，他不僅準確預估了，還親身體現了這個具有反思性的中間階層的潛能。崔之元很可能會說，他們展現了他和羅伯托·昂格爾一直堅稱的、小資產階級積極的歷史能動力量。

對此，我自己怎麼看呢？我會說，我們需要有一個開放的心態，對這個問題不持任何教條武斷的立場。義大利發生了一場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運動——他們稱之為girotondisti——持續了兩年，但之後就式微了，幾乎什麼都沒留下。可能這種情形未必就是一般的規則，但我們也不該對這個群體完全不加批判，即便他們參與了一場如此進步的運動。在上海，我在王曉明的陪伴下度過了非常愉悅、興味盎然的一天，當時我問他，什麼是讓中國變化的能動力量，他馬上開始談起了五四，接著就說到今天中國的智識界。我對他說，這是不是意味著，你認為真正的變化不會來自平民大眾（popular masses），而是來自中國的中產階級？他的回答和保羅·金斯伯格一模一樣。他說，在這個群體當中存在會反思、有思想的人，他們具有真正的社會良知；這樣的人遍及全國。

最後，你問到了厄内斯特·拉克勞和平民/民粹主義。我總是對拉克勞著作的理論基礎持相當批評的態度。這是一個過度的話語構造，我已經試圖去解釋了為什麼它是錯的。但與此同時，我又對以下事實表示敬意：拉克勞和他的合作者尚塔爾·墨菲很有先見之明，他們也許在寬泛的意義上，比保羅·金斯伯格更有先見之明。因為如果我們環顧今天的世界，平民/民粹主義是唯一的抗衡新自由主義的大眾力量。《新左評論》裡的另一個同志、才華橫溢的非正統思想家瑪律科姆·布林（Malcolm Bull）在2005年寫過一篇非常出色的論說文，題目叫「諸眾的限度」（The Limits of Multitude）。他在文章快結束的時候說，如果你去看今天的全球圖景，新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對峙陷入了某種死胡同（impasse）或僵局（stalemate）：我們還沒有超越的可能。我記得我對他說，是的，這很好地描述了今天的政治已經到了什麼地步，除了一點：這個描述暗示這兩股力量勢均力敵。但事實不是如此。新自由主義攻城掠地，處在支配地位，而民粹主義只是一種從屬性的針對它的反叛：後者相較於前者，仍舊弱小得多。所以像死胡同、僵局這樣的術語就多少會把人引入歧途，因為這兩股力量是如此的不對等。這在今天依然如此。

但布林的基本診斷是正確的。在今天的幾乎所有地方——美國、西歐、南亞和東南亞，你都會發現聲勢浩大的民粹主義浪潮。它不是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它沒有社會主義視野。但是，它是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版本的對立面，並且，作為其特色——這是它與「有反思性的」中產階級參與的運動的區別——它確實動員了很大一部分工人階級。另外，它也可以採取一些相當激進的形式。

這種激進主義既有右翼的版本，也有左翼的版本。可以說，民粹主義在政治上兩手都硬，搞兩面派。在美國，右有茶黨和特朗普主義，左有桑德斯的競選攻勢。在歐洲，法蘭西有國民陣線，英格蘭有英國獨立黨，義大利有北方聯盟黨：統統是右的。但也有左翼的變體：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愛爾蘭的新芬黨。有時候，左右混在了一道。義大利的五星運動既有右翼的一面，也有左翼的一面，到目前為止，左的一面占主導地位。這樣的混合並不新鮮。阿根廷的庇隆主義是二十世紀早期最著名的民粹主義的例子，拉克勞從這裡獲得了不少啟發。庇隆主義在政治上極其模棱兩可。它是右（rightist）的——甚至是半法西斯主義的運動，還是進步的——甚至是勞工主義的運動？關於這個問題，阿根廷人自己的意見仍沒有統一。

在亞洲，你也能看到相同的模式。印度的平民党贏得了對德里的控制。它無疑是民粹主義的左翼變體。另一方面，泰國有一個明明白白的民粹主義的右翼版本，它的核心是腐敗的億萬富翁他信——一個東南亞的貝盧斯科尼。然後還有菲律賓的杜特爾特。他是左還是右？和他信一樣，他未經審判，就對任何據稱有販毒嫌疑的人下了屠殺令。但他不是億萬富翁，他有一個半左翼的背景，有重新分配財富的一面。菲律賓的建制派寡頭對他深惡痛絕，不惜一切代價想要除掉他。

民粹主義就在這裡。我們不該對它持完全消極否定的態度。它是一個開始。更好的東西可能會從這裡長出來。記住一條不論對美國，還是對歐洲都適用的一般規則：當你在媒體上聽到有人痛斥民粹主義，你要立即保持警惕了。因為不論這些主流媒體在痛斥些什麼，民粹主義都是當前令他們感到棘手的東西，可能是他們當前最大的威脅。這就是現在的民粹主義：這意味著，總的來說，它不是樣壞東西。

您沒有提到您自己國家的科爾賓現象。您會把它歸為哪一類？

安德森：民粹主義有一個幾乎是普遍的特徵——這也是拉克勞清楚地知道的：只有出現了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才會有聲勢浩大的民粹主義運動。這兩樣東西差不多是自動走到一起的。科爾賓是一個非常正派的人，但作為一名領袖，他身上沒有超凡魅力。甚者，他訴諸的話語也不是民粹主義話語。民粹主義一向避免提階級，它只談人民，不談階級——階級會導致分裂。但科爾賓談階級和具體的社會群體，人民則談得比較少。實情是，科爾賓和其他人一樣，對自己被推向工党領袖之位感到意外，而造成這個結果的，是某種針對信譽掃地、反動的工黨建制派的平民反抗，這場反抗運動為工黨迎來了近五十萬的新黨員。你可以把它描述成黨內帶有左翼色彩的內部平民化（populist）反抗。

不過，即便如此，2017年6月舉行的大選卻透露出了英國社會一股非常強烈的情緒，這股情緒既讓人聯想到，又可能修改了拉克勞對民粹主義的理解。修改如下：與所有人的期望相悖，科爾賓在大眾競選中勢頭強勁，但這恰恰是因為他不具備媒體渲染的那種「超凡魅力」（charismatic）：他不是特別會演講，不像年輕人那樣朝氣蓬勃，也不算長得格外好看，沒有磁性。在英國——美國的桑德斯也是一樣的情況——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已經對布雷爾或奧巴馬這樣空談的脫口秀明星（celebrities）感到深惡痛絕，成為他們的絕對反面就變得很吸引人了。所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科爾賓非但沒有一敗塗地，反倒差點兒帶領他的政黨贏得勝利。造成這一結果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在競選時提出了三十多年來整個西方政壇所見最左的施政計畫，徹底而激進地拒絕了新自由主義。這個計畫的標題叫什麼？「為大眾，不為寡頭」（For the Many, not the Few）。所以它被政治建制派斥為民粹主義，也就不足為奇了。

本文原標題為《佩里·安德森訪談II：終結、未來、行動者》，原載澎湃「上海書評」，獲作者授權轉載。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23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