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NBA的另一面：鍵盤戰士狂歡
「世上沒有比法國投降更快的東西了，除了中國NBA球迷」，「去看球的以及支持他們看球的都是當代汪精衛」……上周四（10月10日）NBA中國賽上海站座無虛席之後，活躍在社交媒體的內地網民，憤怒地為那些前去看球的NBA球迷送出「跪族籃孩」的稱號，就在此前幾天，美國網民剛剛將拒絕就莫利事件進行評論的NBA勇士隊主帥卡爾斥為「懦夫」。撰文： 劉書曼
這一切的情緒源於10月4日侯斯頓火箭隊總經理莫利在個人社交帳號貼出一則「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的推文，奇怪的是如今事件的走向已完全將莫利的推文淹沒在政治表態與站隊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企業割席、政治站隊、輿論的對抗與撕裂。
這不禁令人疑問，發生在香港的示威活動從各國政要到中西方媒體所產生的爭論已足夠多，一個體育領域的表態為何能同時攪動上至總統下至普羅大眾的中美兩個輿論場，成為此示威事件至今為止最具輿論影響力與市場效應的事件？
網民影響輿論場走向
從莫利事件可以清晰看到，傳統媒體曾長期在政治、意識形態等議題上扮演中美雙方主要發聲角色的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如今這些領域的碰撞已不再僅僅局限於官方渠道的唇槍舌戰，民間輿論正在成為影響事件走向的重要力量，且一定程度上起到敦促官方表態的作用。
今天整個世界的輿論場因為互聯網的出現，發生了極大改變。一個小小鍵盤，正通過互聯網轉化為「輿論音量」，切實影響這個世界，而置身其中的人很難逃避輿論的反噬。英國《金融時報》在觀察莫利事件時講過這樣一個現象—「民間制裁」：「當一個打工者在鍵盤上敲出抵制兩個字之後，他覺得行之有效，但他不知道，這背後那麼長的邏輯鏈條，最終會在幾個月、一年之後，傳導到他自己身上。」今天中國輿論場上之所以有「跪族籃孩」的聲音，美國之所以把NBA、卡爾等作為網絡批鬥的對象，都是互聯網群體中出現了「鍵盤戰士」這個群體。
今天但凡在網絡形成輿論效應的事件中總不乏鍵盤戰士的身影。從明星藝人的私生活狀況到社會議題中的不公平現象，再到國家間的政治議題。
雖然莫利事件一開始是作為一個政治議題進入公眾討論範圍，但後續的事態發展已經轉變為帶有「網絡暴力」的輿論事件，這其中，網絡群體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美國的Twitter、Instagram，在中國的微博、微信，發表政治觀點的，發洩個人情緒的，甚至趁機行銷的，都試圖在莫利事件上表現出自己。
今天網絡上湧現的義正言辭，滔滔「民意」所造就的輿論浪潮，背後就是一場場網絡暴力。
自媒體為何有如此能量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輿論景象？鍵盤戰士何以能夠掌握輿論的走向，影響現實議題的進程？原因大概有二，互聯網催生的自媒體時代來臨與民眾對公共事務的表達意願提高。
這個時代，人們正在互聯網的技術普及下充分享受着「說話」的新鮮感。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無論是報紙、廣播、電視等媒介，由利益階層、知識階層等等「壟斷」，普羅大眾雖然也有談論公共事務的自由，但相對大眾媒介，他們的話語傳播範圍有限得很。但今天活躍在網絡上的民眾，他們享受着已經被技術消解的話語特權格局，互聯網催生了自媒體的出現，大眾不再是受眾，也可以傳播甚至一定範圍「掌握」話語的領導權。只要擁有一部手機，人人都可以與總統一樣向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只要你的觀點夠精彩，夠吸引人，就可以在這個輿論場中成為「大V」（網絡意見領袖）。
互聯網的出現，讓公眾參與公共討論的標準、成本降低，這也就意味着普羅大眾的聲音在技術幫助之下被更廣泛的呈現出來。過去北京司機通過一段搭乘的時間與來往的乘客滔滔不絕的討論時政，民眾聚集在茶館、戲樓等場合談論公共議題，這種傳播的局限性很難形成大規模的輿論事件。但自媒體的出現改變了這種輿論生態，他們可以通過一個社交平台超越空間限制聚集討論，話語的傳播範圍更廣，集聚效應更強，產生的碰撞也就更激烈，自媒體時代的來臨把以單向傳播改變為雙向傳播，這不僅是對既有輿論生態的一種挑戰，也反過來影響着現有的事務議題。
自媒體的出現確實給網絡輿論的興起提供了基礎條件，網絡輿論勢起的另一個重要因素還在於民眾表達意願。由於技術的不可證性很難講互聯網出現前後，民眾參與公共討論的意願究竟有多少實質性的變化，但從需求理論的邏輯，這個答案應當是有所提高的。
今天，之所以有莫利事件、有杜嘉班納（Dolce & Gabbana）辱華事件有抵制台獨企業等事件，其實是技術、政治、意識形態疊加的綜合因素。
其一，一個大的背景是這個世界正處在「大變局」中，不僅是中國在「變」，美國、日韓、歐洲、中東，二戰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政經格局都在發生劇烈震盪。「環球同此涼熱」，整個世界進入「火山頻發」的時代，爆點新聞一個接一個，這反映在輿論場上，就是世界各地的新聞「篩選」到民眾面前的公共議題正在增多，隨之對於「大政治」的參與度、表達欲以及實際感受在不斷增強。
其二，在這樣的全球「大變局」之中，中國扮演的角色正在加重。毋庸置疑，中國已經站在了這個「變局」的牌桌前，是一個大玩家、大豪客，很多重大事件都置身其中，無法迴避。
其三，大國崛起之下民眾的心態也在潛移默化的發生着微妙變化，對國家地位、身份認同的需求也會更加敏感、強烈。近代史以來，中國人前所未有的成為世界媒體聚光燈下的「主角」，所以他們急於去表達，去告訴世界他們的看法、觀點。而且今天這個時代，也是中國人「家國意識」、「民族意識」重新覺醒的時代。世界上大多數經歷過殖民的國家都會在民族獨立、經濟強大後開始經歷這樣一個「覺醒」階段—韓國、日本甚至美國都是這樣，1989年韓國人說「身土不二」，美國人說「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都是如此。這背後是一個民族對「我從哪裏來」、「我該以何種身份去面對這個世界」的本能追問，最直接的答案就是容易回到「民族主義」，中國今天也是這樣。
民族主義易變極端民粹
一個危險的地方在於，民族主義掌握不當就極容易出現民粹等極端情緒，尤其是在網絡集群的時代。說到底，討論的標準降低與意願升高，產生的直接結果就是「討論的結果簡單化」，當然這個簡單化並不僅是互聯網技術對輿論的影響，也是有更多的「聲音」出現在輿論場所呈現出的結果比例。但也正因發言的成本降低，讓輿論場出現一些負面現象。資訊的快速獲得讓觀點在沒有理性思考的情況下在網絡上迅速更新；在對事件沒有完整了解的情況下片面表達，甚至作出純粹的個人情緒發洩。網絡的集群效應所形成的跟風、站隊、非黑即白、非對即錯，同時伴有傲慢、極端、不理性、缺乏同理心，更極端就是鍵盤戰士所掀起的「網絡暴力」。
「網絡暴力」的形成極具煽動性且常常參與者不自知，他們躲在網絡後面，不用與網民進行面對面交鋒，無論是不是事件的當事人、利益相關者，都可以借助方便的發聲渠道說兩句，這不只是內地，美國、香港、台灣等國家或地區都是這樣。他們自以為佔據法律、道德高地，理直氣壯地進行輿論攻擊，就莫利事件來說，內地網絡上對莫利和NBA的聲討大有完全不了解整個事件就高喊「國家主權不可侵犯」者。美國亦然，例如卡通《衰仔樂園》（內地譯南方公園）借莫利事件對中國發出的那封「道歉信」，也是自以為其價值體系優越於中國，實質也是配合西方輿論對中國體制的一種「網絡暴力」行為。 「跪族籃孩」與敏感狀態下拒絕發聲的卡爾，都沒有順從輿論的「洪流」並加入對抗與抵制的佇列，結果成為「網絡暴力」的對象，成為了各自價值觀裏的「賣國賊」。
上文刊載於第18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14日）《抵制NBA的另一面：鍵盤戰士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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