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台灣抗疫：一場矛與盾的守城

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俗稱武漢肺炎）疫情開始流行於歐美之後，與中國大陸僅一海峽之隔、人貨往來頻密的台灣，截至3月22日累積確診人數雖達169人，但相較於區域內如日本、韓國與東盟各國，台灣此回的防疫成效依舊相當搶眼。
用數據說話，台灣防疫模式受到誇讚並不為過，甚至不乏論者以台灣位居地緣前線，猶能倖存至此，是其軟、硬實力與歷史（指沙士經驗）的完美結合。面對肺炎疫情從早先以中國大陸為主，到現在全球蔓延，台灣守得漂亮，也守得辛苦；只不過，隨着疫區只在中國大陸，到歐美相繼淪陷的過程，台灣在轟擊大陸防疫不力，及質疑西方防疫作為豈是如此「佛系」之間，查察台灣社會的反應，無形中也湧現了其夾處於東西方價值間、兩岸政治意識形態長期對壘下的矛盾。

「指中道西」標準錯亂

綜整台灣官民批評大陸早期的防疫不力，主要攻擊其政權的專制性，其間涵蓋了官僚作為昏庸、維穩壓倒防疫、治理無章且不透明、封城等措施不重視私權與人權等。總而言之，台灣上至官方、下至民間，側重的否定只有一個：專制的中共政權，而所有的不幸都與之有關。至於待中國大陸疫情得到相對控制，台灣官民的反應則大致一分為二：一則繼續不相信專制政權，對於中共官方公布的人數統計，乃至於各省復工情況，皆一概存疑；另一則是承認中國大陸確實在相關鐵腕治理下，疫情漸漸可控，但轉以揶揄的心態，嘲諷專制政權當然有辦法用專制力進行防疫處置。簡言之，中共的那一套，台灣不是不知道，只是學不來，也不想學。

另一方面，面對歐陸的意大利、德國等國相繼爆發大規模傳染，尤其對於英國突拋「藉全民感染達全民免疫」的防疫套路，台灣社會的反應可謂震驚：「大疫當前，佛系不可」。自詡為「民主防疫」的台灣，在檢討歐陸這些在蔡英文話語下「理念相近的國家」時，側重的要點則全然導向抗疫效果的有無，而非檢討歐陸國的體制短版。

事實上，這當是台灣官民在認識中國大陸與歐美差異時的一種後知後覺：中國大陸向來以效果為目標，西方則總是以制度為其規範；中國大陸自豪於高效卓越，西方自傲於價值領先。

儘管台灣在此役靠自己取得了一定成效的防疫值，但當病毒已然全球擴散，台灣自然明白繼續獨善其身有一定的困難，輔以「台灣模式」一時間成為全球與西媒報道下的顯學後，台灣官民於焉取得自信，認為自己在如何防疫的全球課題上，取得了難得的聲量與話語權。只是，在「指中道西」之間，台灣官民不願承認的「兩點矛盾」，也如疫情燎原般炸裂開來。

首先，台灣官民在評價中國大陸與歐美諸國的防疫時，標準有明顯錯倒之勢，這緣於台灣並不願意承認在防控疫情持續擴散的工作上，專制政權有專制政權的「巧妙」，同時也不願意接受，具「現代性」想象的民主國家在回應疫情突襲時，其體制產出並沒有預期中來得「有效」。

這帶給了台灣突然而來的尷尬：不願正面評價中國大陸藉由專制力進行如封城措施等帶來的疫情遏制，遂以西方式的制度、資訊透明與個人權利保障等，質疑大陸政府的專制管制手段；但面對歐美各國陷入僵化教條的自由主義傳統，台灣在歐陸疫情正有昂揚勢頭之初，卻又以意大利為什麼不採取封城手段加以抗疫提出質疑，認為歐美徒有「制度美德」，卻無用於防疫現實。

台灣頻頻「指中道西」，話說得輕巧，其實是標準錯倒。面對遏阻疫情擴散有一定成效的中國大陸，就指其體制不良，不看成效；轉身看到同屬「理念相近」的歐美各國，遂要他們仿照中國大陸祭出封城措施，直接要求成效，但不討論自由主義下民主體制國家難有立刀見影作為的內在問題。再如台灣一方面積極國際宣傳，希望可以藉此次全球疫災加入世衛（WHO），另一方面，卻又質疑WHO失能、傾中，甚至諷其當改名為CHO（中國衛生組織），罵得半死又想要加入。台灣這一波「指中道西」總歸8個字：捧不到點，罵不到位。

台灣模式「自助餐」

其次，台灣這回話可以說得輕巧，說穿了無非自恃一檔防疫績優股，方不吐不快，左右開弓。但檢視台灣的「防疫模式」，說好聽一點是兼採中西方的優勢，既民主自由開放，又嚴格管制防堵，但實際上也是一種「自助餐」，徑自取自己要的，棄自己不要的。

例如台灣藉由修法《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令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第7條），致行政權充分擴張，這確實有助台灣防疫的緊急應變，卻存在空白授權的問題。台灣近年看似對威權與專制復辟頗為敏感，也自信於自己的公民社會、珍重法治與自由民主價值，但顯然疫情大敵當前，對於防疫舉措合不合憲、符不符合民主法治的精神，對於行政權當保有警惕與節制等，其實沒那麼重要，也不認為這類「民主細節」將損及其引以為傲的「台灣價值」。

當然，所謂的專制與民主從來都不是一刀切。一個政府出手治理與強加管制，並不直接類同於一種專制，遂成為自由主義的對比；比較中國大陸與歐美各國政府這回出手抗疫，實際上是就其治理體制與方式選擇的有別來論，不能夠一刀切地去將那些寬鬆且不見效的防疫政策，直觀地歸咎於自由主義治下的必然傷痛，又或者當英國斷然祭出強硬的管制作為，即刻評價自由主義向威權妥協、走向專制；反之亦然。

台灣正是犯了這樣的心病，將專制與民主一刀切，認定「非此即彼」，又「此起必將彼落」，於是戒慎恐懼地站在民主的懸崖邊，佈滿了專制陰影的防護網為確保自己的安全，卻又見不得光、說不出口。

總的來說，台灣先是同外媒等對於肺炎疫情於「專制中國」氾濫，某種程度用「見獵心喜」的心態說三道四，後來再因為歐美相繼淪陷，西媒紛紛閉口，台灣的「民主防疫」調子唱不下去，換成了中國大陸傳媒以同樣「見獵心喜」的心態，瞧着西方也沒多好，吆喝着學學「中國模式」。中西方的這出防疫大戲，唱得是半斤八兩，演得是想象般中的難看。

至於抗疫時期的台灣官民，此刻的處事與意識邏輯正陷入一重又一重的矛盾之中，儘管民進黨政府整體防疫有成，卻有扛着紅旗反紅旗的乖張錯覺，相當程度賦予指揮官擴張憲法解釋後的權限，破壞了法治精神卻不以為然，反而因為防疫有成而很具「台灣價值」。一如中國大陸以效果為目標，有別於西方以制度為規範；此時此刻的台灣輿情，其實很前者，卻笑着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