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假如台灣公衛體系尚未失落　或許就沒有「口罩慌」

隨着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燒台灣，台灣民眾出現一窩蜂的搶購口罩現象。台灣政府雖然很快地採取了一些調控手段來避免口罩的囤積和炒作歪風，包括統一調度口罩，統一訂價、透過全台各大超商和藥局通路讓每人限購三片等。日前，台灣行政院為增加供給，甚至拍板要斥資擴充口罩生產線，讓台灣口罩產量從每日約400萬片達到每日約1,000萬片的規模，台灣更有望躍居全球第二大的口罩產地。

儘管，台灣政府再三強調口罩供應無虞，請民眾放心。但依台灣政府現階段的調控作為，卻依舊無法有效解決口罩的配售問題，迄今多數欲購買口罩的民眾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例如有民眾就向台灣媒體抱怨到，自己「可能不是因為感染新型肺炎而死，而是因為沒睡覺排隊買口罩而緊張死」。

新北市長侯友宜在當地時間2月1日親自花上2小時、跑了8個通路買口罩，也是買不到政府配售的口罩。對此，侯友宜喊話台灣中央政府可思考以身分證或健保卡，來領取口罩，以確保人人都能買得到政府配售的口罩，該提案也獲台灣中央政府的採納、研議。

重視市場透明的澳門經驗

侯友宜的構想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參照澳門的口罩配售經驗。隨着武漢疫情的擴散、延燒，香港和台灣都出現了口罩搶購潮，但同樣與中國大陸有密切往來的澳門為何沒出現「口罩之亂」，關鍵就在於澳門政府在口罩配售上的調控得宜。

澳門經驗有何優越性？首先，澳門政府做到了讓市場能發揮公平效率的要件，就是讓口罩貨量的資訊透明，例如要求各藥房匯報每日口罩貨量，並在政府專門的網頁上公開各藥房的口罩儲量，也充分讓市民掌握各藥房的口罩貨量。

再者是，澳門政府不只限購口罩數量外，還規定民眾必須出示身分證，讓每人每10天最多可購買10片口罩，於10日後才可再購買，且價格只要8澳門幣。

目前台灣防疫指揮中心在當地時間2月2日晚間宣布，會研議朝向實名制來配售口罩。若台灣政府能讓口罩貨量被充分揭露，並加強監管，防止廠商或通路囤積，也許就有機會能相對平息當前民眾在恐慌和稀缺心態下所釀下的「口罩之亂」。

面對台灣的「口罩之亂」，以及人心對於疫情的恐慌和無措，台灣其實是相當有條件和利基能應對，但前提是台灣公共衛生體系如果還未如鏽劍封鞘的話。

重醫療、輕預防 台灣公衛漸失落

什麼是公共衛生呢？台灣保釣世代，長期致力於公衛體系改造的公衛學者陳美霞指出，公衛是基於人類健康問題的「公共性」為考量，認為健康是深受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影響，故公衛是盼以「社會集體」、「有組織」的力量來促進整體社會成員健康的一門科學和預防疾病的機制。

陳美霞在反省SARS疫情為何重挫台灣社會時就指出，SARS疫情之所以造成民眾無所適從、社會亂象叢生，並對社會、經濟帶來嚴重打擊，是反映和暴露台灣公衛體系在1980年代後的「自廢武功」。陳美霞表示，1980年代後在「市場化」和「醫療化」的政策邏輯主導下，導致公衛體系的能量日漸萎縮，且不再着重於疾病的預防工作。

為什麼會這麼說？這是因為台灣在1950年至1970年代期間，在政府大幅投資和發展公衛預防部門下，台灣曾經創造了引人注目的公共衛生成就。

台灣在光復初期有許多急、慢性的傳染病肆虐，但當時全台只有15所衛生所從事防疫工作，但到了1956年全台已有95％的鄉鎮有衛生所，至1975年遍布全台總共有363所衛生所，公共衛生的觸角延伸至基層各角落，而每個鄉鎮均有衛生所。

陳美霞指出正是在此基層預防性公共建設的政策指引下，台灣種種傳染病防治均透過衛生所的公衛護士、公衛醫師及保健員，挨家挨戶地接觸、拜訪，展開衛生教育、預防、監測、通報、調查等等大量的公衛工作，台灣才成功防治了曾經橫行台灣的大多數傳染病，使霍亂、痢疾、瘧疾、日本腦炎、肺結核、小兒麻痺等傳染病銷聲匿迹，併成功推動婦幼保健、家庭計劃和B型肝炎等預防工作。

然而，這樣足以抵抗疫情的公衛體系，自1980年代以後就出現鉅變。長期倡議台灣公衛改革的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即指出，台灣在「重醫療、輕預防」下公衛角色被忽視，在政府的醫療保健支出上，公衛的經費比重長年緊縮，比重不到5％。反映在基層的景況，就是「人少事多」，面對重大公衛事件爆發，如新流感、食安、登革熱，已不再擁有「小兵立大功」的條件和能量。

瘋搶口罩「慌」什麼

不妨大膽、反事實地設想一下：假如台灣深入基層，遍布各地的公衛體系若非如鏽劍封鞘，台灣在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時，或許就更有條件和能力來預防瘋搶口罩和人心惶惶的亂象。

以口罩之亂為例，人們的搶購行為，一方面是來自口罩配售機制無法充分發揮公平和效率，一方面也根結於民眾對疫情的恐慌。它都反映了人們在不信任集體機制（不論是口罩配售或公衛體系）能保障個人的情況下，因恐懼、失依下而採取的自保策略。

但假如公衛體系能有組織性的在基層從事衛教、預防、疫情通報、妥善處理居家隔離等工作，將有助於消解大眾對於疫情的無知恐懼。同時，遍布全台各角落的衛生所，其實也相當適合作為口罩配發的通路，若能彈性地增加臨時性的配售據點，相較於交由民間超商配售，更有助降低通路成本，並消解民眾擔憂口罩漲價問題。此外，搭配台灣已建置完善的健保卡系統，技術上要參照澳門經驗，以實名制配發口罩，保障有需要者能每天「人手一罩」，相信這絕非是天方夜譚。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台灣雖擁有SARS的防疫經驗，但實際上卻仍未在SARS後，徹底省思公共衛生體系為何「自廢武功」，而不再能有效發揮「抗疫」和預防、促進公共健康的職能。

誠如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向台灣政府的疾呼，假如不幸地發生社區流行，基層衛生人員防疫的訓練、人力、物資和後勤網絡是否已準備好？面對疫情的謠言，學校、社區系統的衛教和雙向溝通是否已準備好？而針對新興及再浮現傳染病，整體基層衛生和預防體系是否準備好長期備戰？

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便指出，世界衛生組織（WHO）早早就提出的呼籲：「基層公衛保健，過去重要，現在更重要！」，並呼籲台灣政府需要長期投入以預防為重的公衛醫療體系，以因應未來新興與再浮現傳染病戰役。

如何重振台灣失落的公共衛生體系曾經「小兵立大功」的榮景，莫棄之如鏽劍封鞘，而令之金光閃耀，或許是台灣政府在因應「口罩之亂」和武漢疫情時應深刻反思的改革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