窺探伊朗地下音樂世界 「犯禁」Rapper破例受訪
伊朗和我們身處的社會可能差天共地,但新一代的伊朗人跟所有年輕人一樣反叛和渴望自由。儘管日常生活還是有着諸多限制,道德警察無處不在,不少年輕人卻偷偷犯禁:聽西方音樂、看歐美電影、紋身、塗鴉、吸大麻、去地下夜店……在秘密世界裏任意馳騁。
伊朗第一位女性饒舌歌手Salome MC也是在地下世界裏尋找自由和意義,最近她接受了《香港01》記者訪問,侃侃分享自己的音樂故事。
「寂寞是我追求自由的代價。我跌倒再站起來。我停下來然後繼續前行。」不修邊幅的短髮,鬆泡泡的嘻哈服裝,戴了頭巾,但不是蓋在頭上,而是繞着頸脖當作一種裝飾,眼前這位中東女子唸起rap時手舞足蹈,眼裏帶有一股怒氣。她是伊朗第一位女性饒舌歌手Salome MC。這個光環閃閃發亮,但她卻厭棄這些世俗的標籤。
筆者早前以電郵方式聯絡Salome,她說很久沒接受專訪,原因是她不愛跟着記者的「劇本」演繹故事,索性推掉訪問。她提及自己幾年前寫的文章,文中有這樣的一句話:「很多人渴望從我身上得到陳腔濫調的故事:一個被打壓的女人,勇敢地對抗過時的、野蠻的制度……如果我不乖乖配合,演好這受害者角色,他們馬上對我失去興趣。」說的也是,不用強調打壓有多兇狠、不用強調女性賦權,純粹一個伊朗音樂人的故事,也可以很有趣。今次Salome破例接受訪問,要求用自己的「劇本」訴說自己的故事。
跟許多地下歌手一樣,Salome的音樂世界始於一個密封的睡房。在那裏,她細聽一張又一張音樂專輯—土耳其嘻哈樂隊Cartel、美國饒舌歌手Paris、秘魯的Immortal Technique……全靠親戚朋友外遊時買下這些唱片,再偷偷帶回國,讓Salome不出斗室,也可聽盡世界各地的好聲音。Salome長大後,這個小房子變身成個人錄音室,空間雖小,設備也欠完善,但已足夠讓Salome無拘無束地做自己喜愛的音樂。Salome說:「這間房每一處污漬、每一道裂紋我都瞭如指掌。我需要在最熟悉的環境做音樂,我的性格就是這樣。即使我現在不再身處伊朗,我仍然是一個『睡房音樂人』,永遠都是。」
她還打趣說,或許她應感謝伊朗文化部,如果沒有審查制度,如果嘻哈音樂、電子音樂等沒有被禁,她便不會發掘出獨特的創作方法,也不會找到自己。
即使我現在不再身處伊朗,我仍然是一個『睡房音樂人』,永遠都是。
音樂雖是Salome的專長,不過饒舌歌手只是她其中一個身份,另一個身份是多媒體藝術家。Salome接觸嘻哈音樂前,已經迷上了塗鴉,年紀輕輕就跟朋友走遍城市各處噴畫。「相比起做嘻哈音樂,塗鴉需要更大的勇氣,我們晚上偷偷走到街上,萬一被途人撞破就要拼命逃跑,免得被警察捉個正着。」
她大學時修讀時裝設計,畢業後遠赴日本進修聲音及視覺藝術,期間不忘作歌填詞,然後在網絡上發布。作為伊朗第一位女性饒舌歌手,Salome經常獲邀到世界各地演出,曾移居中國,其後又轉到美國發展。筆者問她在外國做音樂,跟在家鄉有什麼分別?她卻說都是沒兩樣:「反正我也是在家中灌錄音樂,跟在伊朗的做法一模一樣。現在我的音樂的確比以前好,這是因經歷豐富了,與身處何方沒有關係。」她又稱即使有朝一日,嘻哈音樂在伊朗不再是非法,她也不會當主流歌手,成名和創作自由之間,她永遠選擇後者。「我寧願有一個真正明白我的樂迷,也不要一千個只想跟我握手的粉絲。」
除了討厭隨波逐流,她亦很討厭標籤,不過伊朗第一位女Rapper這個身份太特別,別人介紹她時總離不開這個名號,我亦忍不住跟她說:「你可真是勇敢啊!」她這樣回應:「老實說,這不需要多大的勇氣,因為和我合作的人全都很友善,時常鼓勵我。在我的音樂生涯中,我未遇過很大的困難和阻力,即使有,也不是因為我是女性。我所遇到的難題,我的男同事也會遇到,然後我們會攜手解決。」
Salome曾在一篇訪問說過:「標籤是很可怕的東西,局限了人的視野和想像。倘若我的新聞價值只是在於我的性別和國籍,我會感到沮喪。」她不是要否認自己的家和根源,但她曾經在不同城市居住,與其說她是伊朗人,她認為自己的身份更貼近世界公民或遊牧民族。
正因如此,Salome的音樂不只是關注伊朗的社會議題,還有世界各地民眾所面對的難題。她說:「我在歌曲《乘客》(Passenger)中探討了『遊牧民族』這主題;《仇恨》(Odium)講述女性自強不息;《自由的代價》(Price of Freedom)想帶出的訊息是城市人想享受真正的自由,唯一方法就是遠離人群,孤身走我路。這都是全世界正面對的問題,無論在德黑蘭、上海、東京或紐約都面對相同的處境。」
我寧願有一個真正明白我的樂迷,也不要一千個只想跟我握手的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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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身處美國的Salome除了對家鄉菜牽腸掛肚外,亦不時關心伊朗的政治和社會動態,會透過音樂與伊朗的年輕人隔空對話。「我不會誇誇其談,不會作口號式抗爭。我寧願將自己的經歷化成音樂,感染一兩位聽眾。我相信改變有時候來得很慢,伊朗就像世上其他古老國家一樣,在性別平等方面較別人落後,不過我始終相信伊朗女性的地位會慢慢提升,這是我最想見到的轉變。」 Salome滿懷希望地說。這時我想起她的一首歌《Drunk Shah, Drunk Elder》:我沒有經歷過革命,但我的rap是革命性的,我的筆是我的武器……
伊朗就像世上其他古老國家一樣,在性別平等方面較別人落後,不過我始終相信伊朗女性的地位會慢慢提升,這是我最想見到的轉變。
地下音樂 伊朗人喘息的狹縫
曾幾何時,伊朗是東西方音樂融合和碰撞的樂土。上世紀70年代,伊朗巴勒維王朝奉行世俗化政策,積極學習西方文化,令社會經歷文化兼容並蓄、百花齊放的時期,流行音樂得以蓬勃發展—迷幻音樂、民俗音樂、中東搖滾樂,歌頌愛情、批評政治,各式各樣的音樂,應有盡有。可是隨着伊斯蘭革命在1978年爆發,什葉派教士霍梅尼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他上台後極力抵抗西方文化入侵,將所有西方事物視為禁忌,派對、嘻哈文化、電子音樂……在政府眼中都是帶西方色彩的邪惡之物。法律還限制女歌手只能以團體形式出現,只可在男歌手背後當陪襯。新政權更建立嚴密的審查制度,任何形式的音樂錄製和表演必須經文化部審批,音樂、文化和藝術發展處處受限。
不過你有你封殺,我有我暗地反抗。不少音樂人偷偷在家中做音樂,然後上傳至網絡,與知音人分享。被譽為「伊朗饒舌音樂之父」的Hichkas就是透過互聯網,讓饒舌音樂在伊朗萌芽,及後更攻陷年輕一代。Hichkas的音樂糅合了東西方元素,以傳統伊朗樂器和節拍,配以亢奮的輕快節奏,讓人琅琅上口,歌詞探討抑鬱症、貧窮、年輕人失業等議題。
伊朗年輕人的「反叛」不限於製作和收聽地下音樂,還會偷偷參加音樂派對。已移居倫敦的伊朗音樂人Kasra V曾是秘密音樂會和夜店常客,「雖然是違法,但派對還是照樣舉行。伊朗人跟所有人一樣,同樣需要跳舞,需要盡情玩樂,需要發洩情緒的場所……我曾經去過一個派對,足足有400多人,都是靠短訊號召。」
到底地下音樂何時可以見陽光?伊朗政府近年變得較開明,審查制度亦稍放寬,音樂人能更大膽地嘗試開拓未知的領域。Kasra V說:「一些音樂人正嘗試創作富時代感的Techno音樂和氛圍音樂,由於這些音樂都沒有歌詞,應該較易通過當局的審查。」儘管伊朗音樂距離零審查還有一段很長的路,但至少這裏的音樂人未有放棄尋求突破,決心要令音樂變得更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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