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慰安婦」珍奧赫恩的證詞 「我原諒，但永不忘記」
鮮有人留意到，在「日本皇軍」役下，也有白人「慰安婦」。美國眾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屬下的亞太小組在2007年2月15日，第一次就日本在二戰期間的「慰安婦」問題舉行聽證會，3位來自韓國和澳洲的證人出席控訴。出生在印尼爪哇的荷蘭籍移民後裔珍奧赫恩（Jan Ruff O’Herne）（後來移居澳洲），以白人身分，敍述說明了受害人並非只是亞洲黃皮膚女性的事。
我很高興今天能夠與其他兩位倖存者——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Korean Council for the Women Drafted for Japanese Military Sexual Slavery）的李容洙小姐，和全國韓裔服務暨教育協會（National Korean American Service and Education Consortium）的金君子小姐，一起分享我們的故事。
作為女性，戰爭給我的經歷是完全的毀壞、侮辱及不能承受的痛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被迫成為日本軍隊的「慰安婦」，而這個名稱只是性奴隸的委婉稱呼。
被社會遺忘的人
1923年，我出生在荷屬東印度群島（現為印尼）的爪哇，是荷蘭移民家庭的第四代後裔。我在糖料種植園長大，童年過得無比快樂。我在爪哇島三寶壟市（Semarang）的天主教學校求學，並在聖方濟師範學院畢業。
1942年我19歲，日軍侵略爪哇島。我被關押在戰俘集中營長達3年半。許多關於荷蘭女性在日軍戰俘集中營的故事已經講過：恐怖、暴力、痛苦和飢餓。但有一個故事一直沒有被講述，而這是日本人在二戰中最侵犯人權、最恥辱的一項：那就是「慰安婦」。
1944年日本高官來到營中，那時我在營裏已經待了2年。當時我們被命令：所有17歲以上的單身女孩到院子列隊。軍官向我們走來，開始篩選……他們選了10個比較漂亮的女孩，我是其中一個。我們被命令收拾小背囊，因為我們將被帶走。整個營都抗議；我們的母親嘗試把我們拉回去。我緊緊抱着母親，不知道我還會不會再見到她。我們被推上軍用卡車，感到非常害怕，只能緊抱着背囊和彼此。
卡車停在三寶壟市一間很大的荷式殖民房子前。我們被命令下車。一踏進房子，我們便很快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一個日本軍人說，我們要在這裏為日本人提供性「服務」。這是一間妓院。
我們大聲抗議，說我們是被迫來到，不是自願。他們沒有權力這樣對待我們，這已經違反了日內瓦協定。但是他們只是大笑，說只要他們喜歡，就能對我們做任何事。他們給我們每人取一個日本名，這個名字被掛在我們的睡房門口。
我聽見從睡房傳來叫喊聲
我們是很無知的一代。我對性一無所知。在妓院和「初夜」的回憶，往後折磨了我一輩子。我們被命令去飯廳，那裏擠滿了軍人，我們恐懼得只能抱在一起。我把祈禱書拿出來，帶領其他女孩一起祈禱，只希望這樣可以有點用。但他們很快就把我們拖走，一個接一個。我可以聽見從睡房傳來的叫喊聲。
我藏在桌子下，但很快就被發現。我朝那個官員打去，全力使勁去踢他。那個日本官員因為我不臣服於他而很生氣。他從劍鞘拔出劍威脅我，說如果我再反抗，就把我殺掉。我蜷曲在牆角，像無處可逃的動物。我讓他明白我一點也不怕死。我求他允許我禱告。當我在禱告的時候他已經開始脫衣。
他隨即把我丟去床上，扯下我所有的衣服。他把劍劃過我赤裸的身體，好像貓對老鼠那樣玩弄。我依然反抗，但他在我上面強行侵入，我在他厚重的身軀下動彈不得。他以最無情的方式強暴我，淚水不斷沿着我的臉流下。我覺得他永遠不會停下來。
當他終於離開房間，我的全身在發抖。我拾起剩下的衣服，衝進浴室。在那裏我看到其他女孩。我們全部都在哭泣，還處於完全震驚的狀態。在浴室裏我使勁將所有的污迹和羞辱洗去。想就這樣洗去。但那晚還沒有結束，那裏還有更多的日本人在等，這樣持續整晚，而這只是剛剛開始，此後還有周復一周，月復一月。
我每日每夜被暴打輪姦
房子是被完全監控，根本無處可逃……我試過任何能做的事，甚至剪掉全部頭髮。我以為把自己弄得很醜就會沒有人要我。但這反而讓我變成了好奇的對象，他們全都要那個剪光頭的女孩。
沒有一個日本人不必打架就能強姦我。我對抗他們每一個人，也因此不斷被打。在這個所謂的「慰安所」中，我每日每夜都被系統地暴打和輪姦。就連來檢查我們是否感染性病的日本醫生，都在每次探訪時強姦我。更讓我們感到受辱的是，門和窗是開着的，其他日本人都能看我們被檢查。
在「慰安所」的那段時間，日本人對我極盡虐待和羞辱。我只留下一個被撕裂成碎片的軀體。日本軍人粉碎了我的青春人生。他們剝去了我的一切，奪走我的青春、自信、尊嚴、自由、財產和我的家庭。但是他們永遠無法從我身上拿走我的宗教信仰，和我對主耶穌的愛。那是完全屬於我的……正是我至深的信仰，才讓我在日本人對我做出這一切之後，還能倖存下來。
我希望女性人權不再被踐踏
我已經原諒了日本人對我做的事，但我永遠無法忘記。50年來，「慰安婦」一直保持沉默，活在無盡的羞恥感中，一直覺得自己污濁不堪。整整50年之後，這些女性被摧毀的生命，才被正視為人權議題。對「慰安婦」來說，戰爭從未結束。我們依然發噩夢。戰爭之後我做了一個大手術來修復我的身體。
1992年，韓國「慰安婦」首先打破沉默。金學順女士是第一位發聲的。我在電視節目中看到她們要求正義，要求日本政府道歉並賠償，因此我決定支持她們。我於1992年12月在東京舉辦的「日本戰爭罪行國際聽證會」（International Public Hearing on Japanese War Crimes，又譯作「戰爭受害女性國際聽證會」）中首次打破沉默，揭露這個在二戰中最嚴重的人權踐踏事件之一，揭露這場被遺忘的大屠殺。
過去15年，我一直在澳洲和海外為「慰安婦」和戰爭中的女性保護而努力。但時間正在流逝。60年過去了，「慰安婦」應該得到正義。他們應該得到日本政府、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本人的正式道歉。日本政府必須為他們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行負起全部責任。
日方在1995年曾經成立亞洲婦女基金會（Asian Women's Fund）來賠償受害者。然而這個基金會對「慰安婦」是一個侮辱，包括我在內的受害者都拒絕接受。因為這會是個私人基金，其資金來自私人企業而非政府。日本必須正視歷史以及他們在戰爭時期做出的暴行。他們必須教授下一代正確的歷史，避免重蹈歷史錯誤。
讓「慰安婦」倖存者親身講述她們的故事非常重要。主席和委員會會員，感謝你們讓我有這個機會分享我的故事。我希望通過現身說法，能為世界和平與和解貢獻一分力，也希望踐踏女性人權的事件永遠不再發生。謝謝。
（證詞略有刪減，題目和小題是本網頁所加）
英文證詞原文：http://archives-republicans-foreignaffairs.house.gov/110/ohe0215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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