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毛澤東主義輸出世界 秘魯尼泊爾兩派信徒各走極端
由理想主義走到極端主義，是50年前中國文化大革命所反映的現實狀況。文革中極端主義的可怕，上了年紀的長輩或許還歷歷在目，但作為一種理想主義，它所建構的世界觀卻影響了世界上不少左派革命分子，以求打破「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及「第二世界」壓迫發展中的困局。
信奉毛澤東主義者（毛主義）為實現他們的理想國，在不同地方均將從中國學回來的革命法寶在地化，為求達成世界革命。在尼泊爾及秘魯，文革背後驅動毛主義各自開花，但結果卻全然不同。尼國毛派開放善變，盡力走入體制內以求達至「世界革命」，續存至今。而秘魯的「光明之路」最終卻走上種族主義的末路，逐漸凋零。50年過去了，兩國毛派所走的道路與他們的革命，就值得一一探討。
秘魯：「光明之路」武裝抗爭
文革的故事，香港人聽得很多。六七暴動左派人士高舉《毛語錄》的照片，香港人也看得很多。但文革的思想除了傳播到香港這個「境外之地」外，當中的力量更傳到太平洋的另一方，亦能越過高聳入雲的喜馬拉雅山脈，最終改變了當地人的生活。
文革思潮先湧到安第斯山脈底下的秘魯，他們的毛派名為「光明之路」（Sendero Luminoso），高舉的旗幟與世界各地的共產黨無異，都是血紅色作底色，左上角有金黃色鐮刀及鎚子。其首領古斯曼（Abimael Guzmán）於1965至1967年到中國學習毛主義，在1970年脫離秘魯共產黨成立「光明之路」。
毛澤東倡導全球的無產階級要反抗壓迫他們的人，而人類的歷史只是「由和平轉化成戰爭」及「由戰爭轉化成和平」兩個程序所循環構成。戰爭對這位新中國的領導人來說，就是「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階級和階級、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互相鬥爭的最高形式」。古斯曼對毛主義的解讀就側重於其軍事成分，大大影響了「光明之路」的發展模式。
首先毛主義十分着重黨與群眾的關係，而「光明之路」則因古斯曼的解讀而專注於群眾發展武裝抗爭的潛力。這位於1992年才被政府捕獲的領袖相信，當時的秘魯社會被剝削及壓迫，並屈從於資產階級，結果就導致部分社會階級被邊緣化。古斯曼以中共的革命之路為藍本，積極尋求行動的機會，而沙盤推演到最後就是推翻由資產階級盤據的秘魯政府。
「光明之路」的巔峰時期在上世紀80年代，他們在農村建立了穩固的根據地後就劍指首都利馬，在該現時人口達800萬的大城市發動汽車炸彈襲擊，又試圖暗殺政要，在1992年更試過在利馬發動36宗炸彈襲擊。
顯然，訴諸武力就是古斯曼確立無產階級統治的手段，但這亦限制了組織的發展。雖然「光明之路」在高峰期曾佔領秘魯近三分一的國土，但其恐怖襲擊式的抗爭手段並不為民眾所接受，亦排拒潛在的左派支持者。
另外，毛主義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是國族主義，而在中國，共產黨一旦創造了它的漢族認同，思想很容易就散布開去，串連民眾一起投入革命。但秘魯的環境與中國不盡相同，這個國家沒有一個人口上佔多的種族，導致古斯曼具單一民族認同思想的毛主義不能建構成全民認同的運動。
再加上「光明之路」在實踐單一民族思想時，亦犯上了種族主義的錯誤，將少數民族標籤為「寄生包袱、毫無用處及可丟棄的」，令組織的受眾更加少，最終在1992年古斯曼被捕後，「光明之路」的聲勢就一落千丈，至今已淪為一個無關痛癢的組織，並已大部分瓦解，但據報仍有幾百名游擊隊成員匿藏在叢林中。
尼泊爾：毛派走上共和路
至於在珠穆朗瑪峰的南面，尼泊爾的毛派到現在仍然勢頭強勁，在數年前更是國會內的最大黨。同為毛派，尼泊爾比秘魯的同志的發展方向大為不同，後者是以游擊隊形式活動，而前者實際上是尼國內一個擁有武裝力量的政黨。
尼泊爾的毛派的起源自稱可追溯至中國文革年代，但他們真正發展起來的年代卻是上世紀90年代。話雖如此，尼泊爾對「共產黨」這個名詞的熱情絕不下於世上任何一個共產國家，在細小的國土內就有多達30多個「共產黨」，尼泊爾的毛派只是從中分裂出來的一支。俗語有云：「兄弟爬山，各自修行」，尼泊爾毛派就是當中最快登頂的一個「兄弟」。於2008年大選，他們仰賴在農村的支持，一口氣在國會奪得220席，成為了尼泊爾的執政黨。他們以「農村包圍城市」達到政治目的之手段，在秘魯及尼泊爾均可看到，但關鍵是他們推演的方式。
對尼泊爾毛派來說，他們武裝起來的目標是要得到國家的權力，並成立人民民主專政。如1990年，當時尼國毛派的頭號人物巴特拉伊（Baburam Bhattarai）就批評「議會式民主沒有將財產重新分配，這種制度倡議自由競爭，而不平等的自由競爭自然地就會令權力較大者得益。」這位毛派內的首位博士又指「人民民主專政成立後就會立即重新分配財產。」
但為達成人民民主專政，尼泊爾毛派願意與各地的政團妥協，作政治交易。他們在王室尚存時，於2001年及2003年與政府和談時就指若王室願意只維持着一個象徵式地位，就能承認它繼續存在的合理性，可見尼國毛派會就現實的政治環境妥協，不以武力解決一切問題。
在政治上尼泊爾毛派亦不會強行將自己的政治議程實現。就如存廢王室一事上，毛派在內戰後意識到聯合各主流黨派，凝聚共識後才放到公共層面討論，會較容易實現目標。當時尼泊爾國內的大學生有強烈情緒，要將國家的政體由君主立憲轉成共和，毛派先聯合國會內的尼泊爾共產黨，到2008年才將廢除王室這個目標實現。
為擴闊其民眾支持基礎，尼泊爾毛派亦對不同種族採取包容策略。尼國國內有30多個民族，與秘魯一樣是個民族構成非常複雜的國家，強行套用毛澤東在中國的民族主義革命形式根本不可行。在毛派控制的區域內，其黨員盡量避免影響當地少數民族的生活，以免激起民意反彈。
兩地毛派各走極端 革命輸出後的「在地化」
毛主義在文革時期確實向世界展現了一種革命思想，在全球各地均激起一種理想主義的思潮，但混合了國族主義及社會主義的毛主義，於中國的發展的某些獨特之處，在世界各地實現時，卻變得「在地化」，以適應民情。
正所謂「理想歸理想，得不到也等於妄想」，在地化後的毛主義已不是中國式的毛主義，不同的理論詮釋就會帶來不同的結果。在秘魯，古斯曼的解讀就使「光明之路」成為一支勇悍的游擊隊，但它不能建立一個能有效管治人民的人民民主專政。但在尼泊爾的毛派就因國內的政治形勢而走向妥協的極端，力求以議會的力量達成夢想的他們，最終卻被建制蠶食。
你想看更多精彩的深度文章嗎？請購買今期《香港01》周報，或點擊此處：成為我們的訂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