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中梵關係】千年前的鬥爭　揭羅馬教廷的力量

主教敘任權向來是阻礙中梵關係正常化的癥結，梵蒂岡一直強調自己有權在中國任命主教，不必北京批准，導致兩國關係未能踏上另一台階。中共多年來對主教敘任權小心翼翼，其實也不無原因。類似關於教廷和世俗權力的爭議，其實在近900年前已曾出現，而當年教廷的「勝利」就導致了神聖羅馬帝國的王權受挑戰，教廷入侵世俗權力。

最近教會消息傳出中國與梵蒂岡預料會共同承認七個由中共任命的主教，使他們成為中梵均承認的合法主教。當中更有消息指，其中兩名已遭教廷判處「絕罰」的愛國教會主教，會獲梵蒂岡承認地位，令香港部分一直支持中國地下教會的人士震驚。

梵蒂岡轉軚，是承認教會在中國正面對的現實，不能再在神州大地堅持行使自己聲稱擁有的主教敘任權。然而教廷向現實低頭其實有史可循，著名例子包括1929年教宗庇護十一世（Pius XI）與當時意大利統治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簽訂的《拉特蘭條約》（Lateran Treaty），承認教廷在梵蒂岡的主權，但同時意大利境內所有的主教任命除了需是意籍人士外，更需獲意大利政府批准。到1984年前，被任命的主教們更必須宣誓效忠國家。

主教敘任權非自古擁有

由以上一例可見，主教敘任權這種權力對羅馬教廷來說絕非鐵板一塊，為了保存教廷力量而選擇適應，才是他們更常做的選擇。回溯歷史，主教敘任權也不是教廷自古以來一直擁有的，中世紀初期的教廷其實沒有主教敘任權，直到約九百年前，教廷為了主教敘任權，挑戰了當時權力處於頂峰的神聖羅馬帝國，完全改寫了中世紀歷史走向。歷史學家大多更認為這場「敘任權鬥爭」（Investiture Controversy）定義了中世紀初期到中期，改變了宗教和世俗權力的發展方向。

現時天主教全球各地教區主教的敘任權，按規矩均應由梵蒂岡任命，各國不能干涉，可是在教廷與神聖羅馬帝國正面交鋒前，各教區主教卻大多聽命於為他們興建教堂的當地領主。這種做法由公元五世紀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已開始。失去世俗權力庇護及協助，教宗的政治權力大為減弱，亦未能適應新的政治形勢，只能集中處理羅馬及周邊地區的教務。即使由第二次尼西亞會議（Second Council of Nicaea）訂下的教會法列明，世俗政權無權委任主教等神職人員，但此例隨後甚少有人遵循。諷刺的是，這次會議的召集人來自世俗權力，亦即時任東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VI），並由他核准會議得出的結果。

坐視一切世俗權力對教權的予取予攜，是當時教士們為傳教必須付出的代價，但隨事態發展，教會內亦有求變的聲音，為整場敘任權鬥爭揭開序幕。

坐落於法國中部的小鎮克呂尼（Cluny），鎮中心今天只剩下一大片考古遺蹟，但在千年前它可是聳立着全世界最大的教堂。據文獻記載，教堂內還有一支長18呎的銅燭台，以現今技術也難以複製，可見當時克呂尼的地位。

雖然克呂尼不再存有昔日的榮光，但為天主教帶來的改變卻流傳至今。克呂尼由修會本篤會管理，該會主張恢復傳統及「純粹」的修道生活，這種修道方式亦逐步推廣至全歐。修會對會員的影響可以十分巨大，例如陳日君樞機所屬的慈幼會強調參與社會及注重教育，是他對香港社會及教育事務經常表達自己的意見的原因之一。而其中一個受本篤會影響的修士，是後來敘任權鬥爭的主角國瑞七世（Gregory VII，1073-1085年在位）。

醞釀中的改革

本篤會推動的改變愈益受到教會內部人士支持，亦逐漸改變了教宗及教廷的執政方向，世俗權力對教廷的統治也逐步受到挑戰。自11世紀中期開始，由世俗權力任命神職人員及買賣神職，被部分人士視為不遵從教會法的舉動。教宗利奧九世（Leo IX， 1049-1054年在位）上任時，就表明神職要由神職人員及信眾選出，而非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欽點。利奧九世在任內積極打擊愈益嚴重的神職人員結婚及買賣神職，後來的尼閣二世（Nicholas II）更將神聖羅馬皇帝排除出教宗選舉外。值得一提的是，國瑞七世就是跟着利奧九世進入羅馬，踏上成為教宗之路。

「羅馬人最初異常地安靜，並把教廷的韁繩交付到我手中，這一切的發生顯然是有天主的恩賜在內。」

教廷的全面進攻

身為改革派的國瑞七世在1075年發布的《教宗訓令》（Dictatus Papae），是整場敘任權鬥爭其中一份重要文件。《訓令》中，國瑞七世為自己充權，第十二條更顯然有意奪取世俗權力。《訓令》內容有多條甚具爭議，例如第三條「教宗有權任命或解除主教職務」、第七條「教宗本人就是法律，有立新法的權力」、第十二條「教宗可以罷免皇帝」，及第二十二條「羅馬教會從未犯錯，也永遠不會犯錯」等。

《教宗訓令》的發布，是建基於利奧九世及尼閣二世等人的改革，並希望再進一步確立以教宗為首的世界。但國瑞七世與前任改革者所面對的局勢完全不同，因為前任改革者面對的是年幼尚未掌實權的亨利四世（Henry IV），但到1075年亨利四世已是位22歲的青年，正希望奪回父親亨利三世在任時，對教廷所擁有的權力。

到1075年的聖誕節，事態更逐步惡化。國瑞七世遭羅馬城貴族綁架，獲羅馬市民救出後，他直指亨利四世是主謀。剛解決境內地方勢力叛亂的亨利四世主動迎擊教宗的指控，翌年一月在沃爾姆斯會議（Synod of Worms）上宣布國瑞七世已遭廢黜，並在一封向國瑞七世寄出的信上，用上教宗的本名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指他「不是教宗而是偽僧侶」，大肆侮辱教宗，最終引致教廷以「絕罰」之刑懲罰亨利四世。至此，兩頭主宰中世紀初期歐洲的龐然大物正式開始正面衝突，部分歷史學家認為這就是敘任權爭議的開端。

絕罰與王權的成長

「絕罰」在天主教會內是最嚴厲的懲罰，使亨利四世無法與教徒交流，亦即孤立於中世紀歐洲，國瑞七世更表明在一年後會變成永久絕罰。日耳曼各諸侯為此給予了亨利四世一年時間改過，可是後者最初仍不領情。後來因擔心薩克森諸侯會叛變， 1076年12月，亨利四世才穿着苦行的衣服，由德國南部的斯派爾（Speyer）步行到今日意大利的卡諾莎（Canossa）城堡前。他於風雪中在城門外等候三日，才能向國瑞七世辦告解，最終解除絕罰，以向神權低頭的姿態乞回教籍。

但絕罰帶來的餘波還未完結，「卡諾莎之行」並未消除帝國內的政治危機，薩克森諸侯最終還是發起了叛亂。士瓦本公爵（Duke of Swabia）魯道夫（Rudolf of Rheinfelden）在1077年獲多地大主教及侯爵支持，在緬恩斯獲當地大主教封為皇帝，正式舉起反旗。可是國瑞七世並沒有堅定地站在魯道夫一方，導致叛軍號召力減弱，到1080年，這名本篤會教宗才第二次「絕罰」亨利四世，但魯道夫不久後於戰爭身亡，使形勢扭轉。

一生被「絕罰」五次的亨利四世，在經歷了國瑞七世給予他的羞辱後迅速成長。第二次「絕罰」對亨利無甚作用，他否認教宗對他的指控，並獲諸侯及眾多大主教支持。亨利四世在今日意大利境內的布雷薩諾內（Brixen）召開會議，宣布廢黜國瑞七世，並任命「偽教宗」（Anti-pope）克勉三世（Clement III）為教宗，企圖重奪世俗權力對教廷的控制。亨利四世與國瑞七世的鬥爭，最終由前者獲勝。亨利揮軍南下直搗羅馬，缺乏軍事力量的國瑞七世於1084年被迫流亡，到1085年去世。

以教廷「勝利」作結的修和

在國瑞七世去世後，教廷與帝國對主教敘任權及買賣神職的爭議尚未完結，及後四位教宗都延續了這場鬥爭，並於1122年在非本篤會教宗嘉禮二世（Calixtus II）任內作結。

教廷在這場漫長鬥爭中漸漸分為兩派，長年保護羅馬的貴族趨向與帝國和好，傾向改革的一派則堅持為主教敘任權及廢除買賣神職繼續鬥爭。在鬥爭期間上任的伍朋二世（Urban II）、賈利二世（Pascal II）雖然來自改革派，但兩人任內俱派在教廷內勢力強大的修和派人士與皇帝談判。他們雖然都嘗試將更多主教敘任權收回，但1112年神羅皇帝亨利五世（Henry V，亨利四世之子）軍臨羅馬時，賈利二世被綁架，後來再將敘任權交還予世俗權力，前功盡廢。

嘉禮二世的上任，正值兩派出現路線分歧的時間。新教宗作為一位貴族出身的人，與德、法、意、西各大貴族都有血緣關係，能使教會各派信服之餘，亦使嘉禮二世成為與神聖羅馬帝國和談的最佳人選。

在1122年終結整場鬥爭的《沃爾姆斯協定》（Concordat of Worms）中，嘉禮二世與亨利五世達成協議。《協定》中，教廷確保了主教敘任權，世俗權力則有權在主教選舉有問題時介入。協定亦表明帝國境內主教需向皇帝表示忠誠，換言之主教們同時服侍二主的體制在協定中確立。協定是中和雙方觀點得出，但教廷已得到國瑞七世生前希望得到的權力，普遍歷史學者都認為教廷在鬥爭中「勝利」。

整場鬥爭歷時近50年，最後神聖羅馬皇帝在多次內外受壓下，向教宗交出主教及修道院長的敘任權，但保留了對土地的主權。雖然在中世紀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有共生關係，但教廷在這50年對世俗世界的影響是活生生的，直接導致神聖羅馬帝國境內多場叛亂，又羞辱了亨利四世。

教會消息最近傳出中國與梵蒂岡就任命主教簽署框架協定，稱此事「事在必行」（imminent certainty），並會在今年春天簽署協定。在大多數國家採政教分離政策的今日，可能民眾會忘記羅馬教廷的力量，但敘任權等正正就是教廷當年入侵世俗事務的權力的做法，國瑞七世的《教宗訓令》在在彰顯了教宗潛在的政治能量。神聖羅馬帝國在這40多年間的遭遇，豈能不讓北京對教廷心存提防。

上文節錄自第99期《香港01》周報（2018年2月12日）《敘任權鬥爭 揭羅馬教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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