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反移民情緒高漲　負笈歐美路難行　更多學生選擇留在亞洲升學

美國和歐洲國家長期被視為亞洲留學生的主要目的地，但隨著西方國家因為反移民情緒高漲等原因，相繼收緊批出學生簽證後，愈來愈多亞洲學生選擇留在區內求學。長期來看，這一變化或對全球人才分布、東道國的政治影響力與軟實力、跨文化融合產生深遠影響。

傳統上，跨國教育意味著國際生源從東向西流動。但近年來，愈來愈多的亞洲學生選擇留在亞洲區內留學。

新加坡學生柯慧怡（27歲）表示：「我對西方文化沒什麼共鳴，所以決定留在亞洲升學。」

出於對專業實踐性的考慮，柯慧怡最終選擇到韓國修讀傳播學。她在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指：「父母更多考慮留學距離和費用，他們原本希望我留在新加坡讀書，不想讓我離家太遠，但漢陽大學減免了一半學費，他們就同意了。」

畢業於中國清華大學經濟與金融專業的新加坡人李誠傑（25歲）告訴《聯合早報》：「歐美國家的教育雖然更有創新力，但學生在課業上的投入時間相對較少，更願意嘗試新體驗、享受生活。我覺得大學是打好基礎的地方，希望能把更多精力放在課業上，所以最終選了中國。」

正在京都立命館大學讀大四的新加坡人奧爾特加（Yvette Ortega，24歲）受訪時談到：「作為家中獨女，父母非常關注留學目的地的治安環境，我也曾考慮到倫敦留學，但後來覺得去日本父母會更安心。此外，這裏的學費比較便宜，大學還會提供很多獎學金。」

中日韓接收國際學生增多

據韓國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韓國去年接收了181,842名國際學生，比2022年增長約9%。韓國政府計劃到2027年接收30萬名國際學生，目前正通過增設獎學金、簡化簽證程序、提高英語授課比率等方式實現這一目標。

中國和日本接收的國際學生人數也逐年遞增。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去年接收114,112人，同比增加21.86%；截至去年5月，日本錄取279,274人，同比增長20.8%。

英國文化協會駐馬來西亞總監吳媛媛告訴《聯合早報》，從東方到西方國家的傳統留學趨勢正在發生明顯變化。她以中國留學生為例說，新加坡、香港和日本等亞洲國家和地區正日益成為中國學生的熱門留學目的地。這除了因為亞洲教育質量有所提升之外，也與一些傳統的西方留學目的地收緊學生簽證條例有關。

亞洲數碼營銷平台Sinorbis公布《全球學生需求的變化》報告稱，隨著亞洲各國的高等教育質量提高，以及區域合作的加強，愈來愈多的亞洲學生選擇在鄰國求學，而非遠赴西方國家。數據顯示，在2020年至2023年間，選擇到馬來西亞留學的中國學生從8876名增加到26,507名，暴漲兩倍。

國際教育市場情報機構Icef Monitor則指出，亞洲學府的競爭優勢包括較低的留學費用、較高的文化相通性，以及政策支持等。

《泰晤士高等教育特輯》今年5月公布的世界大學排名顯示，亞洲優質學府從去年的28所增至33所，以中國、日本和韓國的表現尤為突出，進一步提升這些國家在國際教育領域的地位。

來自中亞吉爾吉斯斯坦的毋梅（28歲）6月剛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她告訴《聯合早報》：「我父母對中國的高等教育很有信心，所以鼓勵我到北京讀書。求學期間，除了本科升碩士時遇到跨專業挑戰外，我在其他方面都適應得很好，也交到了許多當地朋友。」

區域內文化相似度雖高 也存在跨文化融合挑戰

雖然在區域內留學，文化相似度較高，但亞洲留學生仍面臨著一些跨文化融合挑戰。

為了能實現無障礙溝通，柯慧怡赴韓前曾花大量時間學習韓語，但她坦言在首爾讀書的六年里，始終沒能和韓國同學打成一片，反而與來自中國、馬國和泰國的同學成為好友。

「我覺得韓國人有很強的民族榮譽感，所以他們大多都比較排外，不太願意和外國人玩在一起。記得有一次學校分配小組作業時，韓國同學向教授表示希望自行分組，不想和外國人合作。」

正在清華大學留學的博士生黃秋儀對《聯合早報》指出：「雖然沒遇到什麼交流障礙，但新中兩國的工作方式很不同，新加坡人喜歡把要求白紙黑字寫清楚，中國則有很多不成文規定，往往要在準備落實的時候，才發現很多東西都做不了。」

奧爾特加表示：「我感覺日本人在人際關係上本來就比較淡漠，作為一個外國人，我需要花更多時間才能與他們拉近距離，最終成為朋友。」

留學生重視教育投資回報率 考慮學費負擔能力和就業前景

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學府雖愈來愈受歡迎，但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英語系國家仍是大多數亞洲學生的留學目的地。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數據，印尼學生首選留學澳洲，然後是馬來西亞、美國、日本和英國。馬來西亞學生對英國、澳洲和美國最感興趣。

這意味著亞洲國家要與傳統的留學目的地競爭，還面臨諸多挑戰。要如何脫穎而出呢？國際市場研究和咨詢機構Bonard的中國高級項目顧問蘇蘇指出，留學生和家長現在愈來愈關注教育投資回報率。「家長在選擇學校時，會考慮學費負擔能力和就業前景，同時也重視當地企業提供的實習機會」。

留學生畢業後，有人選擇回國，有些則留在當地發展。因此，生源接收國的就業前景，也可能左右部份學生對留學地點的選擇。

韓國雖吸引了大量的留學生，但迄今仍面臨「在韓畢業即失業」的困境。韓國《中央日報》3月引述韓國教育發展研究所的數據稱，去年從大學或職業學院畢業的27,321名國際學生中，只有8.2%在韓國找到工作。

柯慧怡原本也想留在韓國積累工作經驗，最終卻決定回新發展。「韓國的就業前景挺差的，尤其是傳媒專業競爭優勢並不大，我可能得工作很久才能拿到理想的薪資待遇」。

中國的就業市場也面臨著類似挑戰。中國國家統計局新發布的7月份失業率數據顯示，中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歲至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7.1%，較6月的13.2%明顯攀升。

毋梅是少數在華畢業後找到工作的國際學生，目前在一家中企擔任銷售經理。她說：「我的同鄉大部份都沒找到工作，即便有機會就業，能應聘的崗位不是翻譯就是教育，所以他們大多都離開了。」

對於生源接收國和原籍國來說，留學生都是重要的人才來源。要如何吸引和留住這些人才，聯合國前移民問題特別報告員、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法學院教授克雷波（Francois Crepeau）告訴《聯合早報》，生源接收國應為留學生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定居支持、成家條件，讓他們最終能入籍；若他們選擇回國，原籍國則應提供具吸引力的就業資源和優惠措施。「這種多樣化的選擇對國家的發展政策而言，是一個重要的進步。」

專家：用移民問題轉移國內矛盾 國際生成替罪羊

在反移民情緒席卷歐美多國之際，西方政治人物近年來頻繁使用「優先考慮本國公民」「移民是犯罪的根源」等口號，主張收緊移民政策。專家指出，在這些錯誤的政治敘述中，國際學生經常最先成為「替罪羊」，讓政治人物轉移公眾對經濟衰退、就業不足等結構性問題的不滿。

為了回應這些反移民情緒，加拿大宣布實施為期兩年的國際學生簽證配額，並在年內僅批準約36萬份留學許可證，較去年減少35%。

澳洲也採取多重措施，包括提高留學生最低英語水平要求、將畢業生留澳的臨時簽證年限從五年縮短至兩年，以及將國際學生簽證費從710澳元（約3,760港元）調高至1,600澳元（約8,474港元）。

英加澳國際學生簽證 首季同比減少兩三成

英國則取消留學生攜帶家屬的權利，只有研究生及獲得政府獎學金的留學生除外。英國文化協會駐馬來西亞總監吳媛媛指出，這項政策對在英攻讀本科課程的國際學生影響不大，尤其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學生，因為他們通常不會攜帶家屬。

不過，這些收緊措施的影響已開始顯現。據全球教育服務公司IDP Education的數據，在今年第一季，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發放的國際學生簽證數量已經較去年同期下降了20%至30%。

澳洲國立大學高等教育政策教授諾頓（Andrew Norton）告訴《聯合早報》，國際學生人數容易被控制，所以他們總是成為第一個被削減的對象。此外，大學在政治上影響力較小，或因此成為政治人物的適當打擊目標。

諾頓表明，澳洲政府收緊學生簽證條例將對本土教育機構造成嚴重衝擊。「留學生是澳洲高等學府主要的收入來源，去年的總學費收入為171億澳元（約906億港元）。此外，依賴留學生作為員工或客戶的本土企業也將受到影響」。

新加坡國立大學南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帕里特（Amitendu Palit）受訪時指出，西方國家收緊移民政策主要受到經濟和政治因素的影響。「經濟因素包括接收國在為本國公民提供社會保障時面臨的財政壓力，接納更多移民將加重這一負擔。政治因素包括極右翼反移民政黨崛起，這些政黨在主流政府中變得更強勢」。

麥基爾大學法學院的克雷波則從歷史視角解釋當前的反移民敘述，實際上是政治人物受困於約50年前的錯誤決策。

克雷波說，1973年10月，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提高油價，導致油價飆漲三倍，歐美地區出現高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不過，政治人物未能有效應對這場經濟危機，所以將問題歸咎於外來移民，並以「減少移民」「停止移民」「保護國人就業」等敘述來轉移公眾的不滿，制造了移民流動障礙。

政治人物或用移民議題 迎合短期選舉目標

移民人數銳減後，接收國面臨勞動短缺問題，因為本國公民不願接受移民所從事的低薪工作。本土企業為了維持運營，依然需要低廉勞動力，這促使了走私市場的出現，進一步引發非法移民危機。

克雷波表示：「移民沒有投票權，聲音很難被聽見，所以政治人物都傾向於利用移民這個「代罪羔羊」來迎合短期選舉目標。」

可是，收緊移民政策還可能削弱西方國家的政治影響力和軟實力，從而影響這些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加拿大移民研究領域著名學者鄧肯（Howard Duncan）在2020年發布的研究報告指出，收緊移民政策或導致其他國家對西方國家的看法變得負面，從而削弱西方國家的全球軟實力。報告強調，移民是增強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因素，因為他們帶來了多樣化的文化和視角，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

美國無黨派智庫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於2022年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澳洲和加拿大等國在收緊移民政策後，曾出現經濟增長放緩和國際影響力減弱的現象。這些國家的軟實力也在國際評估中有所下滑，因為移民帶來的文化交流和創新能力被削弱了。

帕里特說：「展望未來，或許只有當東道國的政治變得更加理性，移民政策才會改變。」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