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專訪】透視饑荒——為何到了21世紀還有人要捱餓?

撰文:黃珮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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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會馬上死於營養不良,而是慢慢步向死亡。隨着新陳代謝減慢,肝臟、心臟、腎功能開始衰竭,免疫系統開始崩潰。到最後階段,你將完全失去胃口,無藥可救。」非政府組織Valid Nutrition創辦人Steve Collins形容餓死和饑荒一樣,不會一下子爆發,而是一個極緩慢且痛苦的過程。既然饑荒的形成有一個過程,理論上人類就有能力預測和預防它發生,然而為什麼到了21世紀,饑荒仍然存在?

  「F word」不能隨便說 饑荒有官方定義

在日常生活中,「F word」(即粗口)不能隨便說出口,以免得罪人。在人道救援工作者的圈子內,也有一個「F word」不能輕易使用,它就是Famine(饑荒),因這個詞語有一定重量,用來形容非常嚴峻的情況,而且也有明確定義。2012年,聯合國與其他國際非政府組織制訂了「糧食安全階段綜合分類」系統(Integrated Food Security Phase Classification,簡稱IPC),以科學方式量化糧食危機,並分成五個等級:輕微糧食短缺、糧食供應緊張、糧食危機、緊急人道危機,以及最高級別的饑荒或人道災難。

在南蘇丹,婦孺都靠紅十字會空投物資,才能弄來一點糧食。(VCG)

據IPC的指引,要頒布饑荒狀態必須符合三個條件。首先,該地區最少兩成家庭面對嚴重且無從解決的糧食短缺問題,簡單來說就是最少五分之一人持續無法每日攝取2,100卡路里;第二個條件是三成人口嚴重營養不良;最後,一萬人當中每天有超過兩人死亡。在正常情況下,死亡率是每一萬人每天有一人死亡。

那麼「嚴重營養不良」又怎麼計算?一般而言,國際救援團體會以五歲以下的幼童,為首要觀察對象,因為他們正值成長階段,新陳代謝較成年人快,而且他們胃部還是很細小,因此進食次數較為頻密,因此營養不良的徵狀自然也較其他年齡層明顯,例如嬰兒吃不飽會哭個不停,孩童沒飽飯吃會變得沉靜,不再活潑好動,而且頻頻生病。

在過去的日子,部分前線救援人員只是粗略觀察孩子有否營養不良,方式是讓一群小孩踢足球,愈快累倒代表身體狀況愈差。較有系統的做法是量度兒童的身高體重比例,但當受災人數眾多時,這方法便太費時。如今世界衞生組織(WHO)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等,已採用另一個更簡易且準確的測量方法,就是量度小孩子的中臂臂圍。以五歲以下兒童為例,若果臂圍少於11.5厘米就會被界定為「嚴重營養不良」。假如嚴重營養不良的人數超出某個標準,外界就知道該區需人道介入了。

一碗玉米麵對於南蘇丹人來說,已經是很珍貴的食物。(VCG)

  二戰後最嚴重人道危機 全球二千萬人捱餓

饑荒未形成前已有迹可尋,並可循氣候、食品市場的價格和供應情況、軍事衝突、居民流徙現象等方面評估,並及時採取行動加以遏止,例如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30多年前,已成立饑荒預警系統網絡(FEWS Net),監察全球34個國家的糧食情況,並發出預警。一般情況下,由糧食危機演變成饑荒前,各地政府及國際救援組織有數個月以至一年時間,作出適切的應變措施。換句話說,21世紀的我們是完全有能力預防饑荒發生。

可惜現實是,南蘇丹北部聯合州兩個縣最終都經歷長達四個月饑荒。尼日利亞、索馬里和也門的糧食安全亦陷入「緊急人道危機」狀態。聯合國形容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人道危機,目前全球超過2,000萬人長期飢餓,甚至瀕臨餓死。當中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Alex de Waal指,不少內戰中的國家寧願人民捱餓,也不願物資落入敵軍手上。

專門研究饑荒的英國權威學者Alex de Waal接受《香港01》訪問時直言,除索馬里外,現時全球各地的糧食危機和饑荒,百分百與政治決策以及武裝衝突有關。De Waal最近在《倫敦書評》(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發表評論文章,亦都詳細解釋了這一點。他指出,國際紅十字會於1977年成功爭取在《日內瓦公約》加入新條款,列明參戰各方均不得使用飢餓作為武器,惟執行上「綁手綁腳」。

首先,有關條例只規範國際衝突,內戰卻不受規管。其次,在國家安全面前,一切崇高理念都要「跪低」,不少國家只是口頭上「盡一切能力協助救援物資運送」,現實中還是嚴格實施軍事封鎖。De Waal說:「它們將國安和反恐置於首位,總是假設救援物資會落入叛亂份子手上,令他們得以繼續『統治』某個地區的人口,而且將非法控制土地合理化。但另一方面,反對派也處處留難國際救援人員,認為這些外國勢力將會動搖到他們在當地社區的地位。」

南蘇丹內戰頻頻,Simon Jiar的家在去年十月被毀,流離失所。(Getty Images)

  救人要緊 政治立場放一邊

筆者問De Waal這些敵視國際救援組織、防礙運送食物的行為,怎樣才能終止?De Waal回應道:「推行人道法是依賴共識,我們無法強迫任何一方去遵從。有些國家選擇跟從國際社會的做法,以顯示自己是文明國家。」De Waal又指出,要令饑荒從此在世上消失,除了要將《日內瓦公約》中禁止使用飢餓作為武器的條款,擴大至內亂,同時要改變思維。「即使將涵蓋範圍擴大至內戰亦不足夠,在任何情況下都將人道救援列為首要考量。」

他又舉了個實質例子:在美國前總統布殊執政時期,擔任國際開發署蘇丹特使的Andrew Natsios,一直貫徹「apolitical humanitarianism」宗旨,即只為救人、不問政治立場。2003年,Natsios作了一個具爭議性的決定,就是向蘇丹西部的達爾富爾(Darfur)提供糧食救助,雖然成功阻止一場人道災難,但他卻遭到外界口誅筆伐。這是因為當時蘇丹政府被指資助阿拉伯民兵組織,對居於達爾富爾的非阿拉伯農民進行大屠殺和種族滅絕,四年間逾20萬人死亡,200萬人痛失家園。不少人權組織批評Natsios為了繼續在當地進行人道工作,未有為非阿拉伯族群發聲,公開譴責種族清洗行為。不過De Waal認為Natsios為當地人所做的,遠比口頭譴責多,因為他實實在在地拯救當地民眾,而這正是De Waal推崇的「apolitical human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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