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逝世｜師承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　寫下《師風散記》憶北大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十八屆、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原總理李克強於10月27日0時10分在上海逝世。李克強是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後第一批北京大學法律系的學生，在北大上學期間，師從已故知名經濟學者厲以寧等人，並曾任北大學生會常代會會長，畢業後在職獲得北大經濟學博士學位。

關於在北京大學修學期間的往事，李克強曾寫下《師風散記》一文細膩描繪，講述在校如沐學風與師承點滴。文章如下：

二十年前，也是在這個季節，在當時中國鄉村一塊極貧瘠的土地上，我開始準備參加高考，並由此和北京大學結緣。

在填寫高考志願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識的學者的來信。他早年畢業於北大，深以為那裏藏有知識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誡我，要珍惜這十年一遇的機會，把北大作為唯一的選擇。

當時的我多數時間是和鄉親們一起為生存而忙碌，幾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慾和求知欲的交織驅動下，我還是在第一志願欄裏填下了本省一所師範學院的名字——據說在師範院校讀書是不必付飯錢的。

即便如此，我對北大依然存有難以抑制的嚮往，於是又在第二志願的欄裏填下了北大的字樣。大概是因為北大有優先選擇的權力，她並沒有計較我這近乎不敬的做法，居然錄取了我。

更難預料的是，在以後的日子裏，從修本科，到讀碩士、博士研究生，我竟做了北大近十年的學生。在這段時間裏，知識以所謂「爆炸」的速度擴展，知識的傳播場所和手段日益多樣化，但我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過考試來做北大的學生。從某種角度說，我來這裏尋覓的不僅僅是知識，亦是為陶冶一種性情，修養一種學風。

北大的性情、學風，或者說是北大的精神，在北大的先生們身上表現得尤為典型。

季羨林先生

記得我初留北大工作時，去參加校外的一次會議，住在西苑飯店，並和季羨林先生同住一室。季先生參加會議的態度很認真，不論大會小會，他總是準時參加，而且正襟危坐。

會上發言人離題的事常有發生，這時，季先生便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滑動。我抑制不住好奇，問季先生在做什麼，季先生答道，這個時間可以用來複習外語單詞。我想，季先生大概是在回憶他所研究的死文字。他顯然是不願意讓看似零散的時間閒置。

當時我正翻譯一部英國的法律專著，英國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詞語，既難懂且難譯。我遇有一詞，實在弄不通，只好打擾季先生，請他釋難。季先生當即作了回答，但同時又說，你可以先這樣譯。我一時還不理解他說的「先」字是什麼意思。這天晚上，季先生沒有在會上住。

第二天返回後，他又向我說明了這個詞的來由，有幾種含義，解釋得近乎詳盡。我不敢想像季先生是否因為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當晚認真地查閱了這個詞。也許，季先生並不是一定要向我傳授某種知識，他的所做所為，實質上是在詮釋着「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的含義。

執著地追求真知，以平常心態對待學術之爭、相左之見；崇尚真理而不圖虛名，不注重所謂的體面與尊嚴，是北大的許多先生們所表現的一種精神，由這種精神修養成為一種性情，就有了為尊者不驕，待愚者不矜的風範。

龔祥瑞先生

我在讀本科的時候，30年代曾留學英國的龔祥瑞先生向我們講授英美法律課程。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正開始湧動着新技術革命的浪潮，並且向社會領域侵襲，計算機也在與法律聯姻。

龔先生認為有必要向國內介紹這種動向，於是便草擬了一篇文章。但他同時又以為，他的學生們，作為面向未來的一代，應該對此有更濃的興趣。因此，他把文稿交給了我，並要求我作補充乃至刪改。

大概是因為我當時還年輕，更因為我常受先生們那種尋常心態的感染，竟然毫無顧忌地按龔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還給他。龔先生收到修改稿後當即認可，並把我和他的名字並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學雜誌去發表。當時的法學雜誌種類還很少，可以推測，編輯部之所以願意很快發表這篇文章，主要是因為署有龔先生的名字。

在北大，學生與先生所具有的某種平等關係，是基於對知識的尊重，對真理的崇尚。面對知識與真理，無所謂個人的體面和尊嚴，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師道。但這並不意味着教不嚴，相反，正基於此，先生要求學生掌握的不僅僅是知識本身，更要懂得知識的分量，所求的應是真才實學，而不應是其他，或是虛幻的光環之類。

厲以寧先生

90年代初，我在職攻讀北大的經濟學博士學位。當時北大對在職和在校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幾乎同樣要求，尤其是在公共課方面，考試頻頻，即使是脫產學習，也已不輕鬆。而我邊工作邊攻讀，又不停地應付考試，以致於疲勞過度，曾大病一場。

對此，學校的政策是，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考試，而這些考試恰恰是最需費力準備的。我只好在大病初癒後，再和許多比我小十歲之多的「同窗」們一起去應考。我也由此感受到，先生給學生們的機遇和挑戰都是均等的。

當我寫完博士論文，自覺尚可後，便請厲以寧先生准予進入答辯程序。厲先生當即開出了一張評審人員的名單。按照規定，只要有十幾位具有高級職稱的人員參加評審即可。但厲先生開出的這張名單中的人卻都是國內經濟學界的大家，甚至可以稱為權威性人物。

厲先生說，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論文本身的分量，而不會在意論文的表面或其他與學術無關的東西，這樣做對你有益，可使你的論文得到真實的評價，經得起各種檢驗。

就因為這張名單，我把論文又一次修改，將答辯的日期推遲了半年之久。我由此亦體會到， 教之嚴同樣是基於對知識的尊重和對真理的崇尚。

北大能擁有一大批第一流的學者在這裏執教已屬幸事。更為可貴的是，他們不僅向學生講授知識，而且和學生們一起去用心體會真知的含義。從而使這座古老的學府可以保持其動人的風采。

作為一座學府，可珍貴之處並不在於外在的華美，甚至不在於對知識財富的佔有，而在於其內在的力量，一種可以永久延續的傳統。這種傳統不會因知識更替而中斷，因為它具有超越的價值，具有再造知識財富的能力。

對北大的傳統體會尤深的自然是北大的那些先生們，他們在用身心進行着傳授。於是這傳統便被人格化了，表現為一種境界，一種品格。這種品格和境界經過時間的孕育，便衍生出一種氣度，一種有容乃大的氣度。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曾告訴人們這樣一個並非是自然界獨有的道理，海之所以為百川王者，因其善下之。以虛懷若谷的氣度去對待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善待他人所具有的即使是些微的聰明才智，能不創造出輝煌嗎？

北大的百年史是輝煌的，又是時生波瀾的。但總有許多北大的先生們既置身其中，始終表現着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又不失學者的心態，潛心探索著自然、社會和人類的未知。正是因為有他們，這座古老學府的精神與血脈得以傳承。

本文獲中美學者智庫授權轉載，文章摘自北京大學校友網 《北大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