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逝世｜鄭永年：任內促成當代中國三大轉型
前國家主席、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患白血病合併多臟器功能衰竭，搶救無效，於周三（11月30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6歲。對此，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周四（12月1日）就江澤民與當代中國的三大轉型發表評論文章。
文章表示，歷史地看，江澤民時代開啟了中國內政外交的三大轉型。首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經濟轉型，江澤民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並將其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的文件。
鄭永年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不僅是對中國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突破，也是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大理論貢獻，因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中沒有「市場經濟」的空間。社會主義以消滅私有制為目標，以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最為典型，惟這種模式隨著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於1990年代初解體，已表明並不可行。就中國自身，從改革開放之初使用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等概念，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的確立也走過了十多年的路程。從這一點看，人們完全可以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對世界社會主義的巨大理論貢獻。這一突破是在江澤民時代完成的。
江澤民時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主要通過內外兩大方面來推進。對內體現在1990年代，通過對傳統經濟體系的改革，從原先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型到由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等組成的混合經濟體系。大規模的國企改革主要在江澤民時代發生，時任總理朱鎔基進行了對國企的「抓大放小」改革，國企重組，在一些關鍵領域組建大型國企集團，同時把低效率、無效率的國企進行「民營化」，推動了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中國當代的混合經濟格局基本上就是在這個時代形成的。
對外則是實行對外開放，積極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在整個90年代，中國都在為融入世界體系做準備。中共二十大把「制度型開放」寫入黨的文件，但最早的制度型開放實踐，則是從申請加入WTO開始的。2000年前後，經中國政府組織、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近十部法律修正案，涉及經濟、貿易、金融、投資、產業和知識產權等全方面的法律法規清理和修改工作，以加入WTO並確保WTO的義務得到履行。另在1995年，黨中央、國務院還頒布了《關於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首次正式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
第二大轉型是理性精神與中國外交轉型。進入江澤民時代，中美關係的性質發生了變化。蘇聯不再存在，蘇東一片混亂。在缺失了一個「共同敵人」的情況下，美國開始轉變對華政策，導致兩國關係的變亂交織、衝突不斷。1993年，美國以「有確鑿證據」證明「銀河號」貨輪向伊朗運送化學武器原料為由，無理扣押中國「銀河號」貨輪；1995至1996年又經歷了第三次台海危機；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美國主導下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以及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等，都表現了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和險惡性。然而，在江澤民領導下，中國在對美外交中既能夠與美方鬥爭，又能夠對美適度妥協，實現了有理、有利、有節地推動中美關係良性地向前發展。
江澤民在任期間還發展了中俄關係，推動中俄邊界談判達成劃界共識，兩國簽訂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推動結束了300多年來中俄邊界爭議談判。文章稱，必須意識到，中蘇關係不同於中俄關係。蘇聯已經解體，一個新的俄羅斯已經誕生。對江澤民時代的中國來說，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和新的俄羅斯確立關係。儘管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大部分遺產，但解體前後的雙邊關係並非完全一致。不管怎麼說，江澤民時代為中俄關係此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此後中俄在如上海合作組織、東盟防長擴大會等多邊框架下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今天人們所見的中俄關係的基礎就是江澤民時代打下的。
除此之外，中歐、中韓以及中國與東盟關係等，也在江澤民時代得到了穩健發展。冷戰結束前，處於不同陣營的中韓兩國一直處於相互對立、隔絕狀態。冷戰一結束，中國便在維持中朝關係不變的情況下與韓國建交。同時期中國也與東盟建立了對話夥伴關係，確立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這是中國最早的對外自由貿易協定之一。
至於第三大轉型則是「三個代表」與中國共產黨的轉型。文章認為，江澤民時代最重要的轉型是其作為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轉型，並稱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無可否認對同屬社會主義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也構成了衝擊。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指出了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方向，但具體的轉型則發生在江澤民時代。江澤民推動了把鄧小平理論寫入黨章，這保證了黨的指導思想的延續性。從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再到如今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思想黨建進程延綿不絕，江澤民是這個進程中的重要一環。
如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對世界社會主義理論的貢獻。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史而言，世界社會主義已經演化出三條道路。第一條道路是蘇聯模式，主張實施完全的計劃經濟，以消滅私有財產為目標，結果是走入了死胡同，經已消失。第二條道路是北歐模式，原本是資本主義的北歐國家吸收了大量的社會主義成分，即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或者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模式。在政治上，這一模式主張搞多黨制度。有一段時間，中國也有人提倡要走北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國共產黨人斷然拒絕了這條路。江澤民強調，中國要尋找自己的模式，走自己的路。
延伸閱讀：江澤民逝世｜起靈儀式今午在上海舉行 央視曝光遺體畫面（點圖放大閱覽）
在這個意義上，「三個代表」重要理論標誌著中國探索的第三條道路。從中國共產黨本身的歷史看，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三次飛躍。毛澤東時代探索的是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如何建設國家，即要解決「站起來」的問題。毛澤東一代領導人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踐結合起來，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鬥爭」的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第一次飛躍。鄧小平時代則探索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即要解決「富起來」的問題。鄧小平一代領導人解決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關係問題，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第二次飛躍。而江澤民時代通過對中國模式的實踐探索，得出了既不走蘇聯的路，也不走北歐模式的結論，開拓出了一條中國道路。
在經濟上，中國道路體現為混合經濟模式。政治上就是通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變成了開放政治過程模式。在混合經濟模式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利益變得多元化了，需要構建一種能夠吸納多元利益的政治機制。「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解決了這一問題，社會中的多元利益都可以吸收到黨內，通過黨內的協商民主來實現。
文章認為，在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要代表工農階級，依靠工農階級奪取政權。但在成為執政黨後，應該轉型，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為全體人民服務。 「三個代表」就是這種轉型的理論表述。其「第一個代表」，是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第二個代表」是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第三代表」是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種表述表明中國共產黨具有很強的現代性（modernity），與世界其他政黨相比，中國共產黨是最追求現代性的政黨。這種表述和現任總書記所說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江澤民時代為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留下的最寶貴的遺產，今日的中國也是在這個遺產上的繼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