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中與世界影響】複雜環境中的五中全會

導語：10月26日至29日登場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是後疫情時代的首次中央全會。中美貿易戰的硝煙尚未褪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又加劇了保守主義和孤立主義的回歸，這都增加了人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在此背景下，北京宣稱不會重新走向保守，但「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又能帶來怎樣的判斷，它又將為中國與世界新關係的改變做出怎樣的推動？

10月26日，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如期登場。

按照慣例，這一年度重磅會議的主要內容在會議閉幕之前（10月29日）不會對外披露，而具體細節的公布可能更晚，所以這幾天人們只能根據中國官方媒體的風向來判斷這場閉門會議的內容。

「文革」以後，中共恢復了每年至少召開一次中央全會的「傳統」，而五中的主題似乎也基本固定為討論和表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五年規劃（計劃）」。

不過，五中全會的主題似乎很少如此「單純」。1980年代後的最初幾次五中全會無不伴隨着重量級的人事動盪，包括對中央（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委員乃至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其常委的個別調整。

今天，這些內容已逐漸成為「傳統劇目」。不過，今天的中國內外部政經環境均發生劇烈和複雜的變化，已經很難讓人以惰性的不變眼光去看待它。

不管怎樣，這注定會是一場不同尋常的中央全會。

從世界環境來看，中國的「戰略機遇期」的確剛剛在2020年「到期」。這是一個標誌性的時間節點，意味着「機遇」的褪色（當然「機遇」並非完全消失）。在此節點，中國面臨外部環境急劇惡化和尖鋭衝突叢生的轉變，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從2014年開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便按照購買力（PPP）判斷，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經濟大國，直到2020年按照同一標準中國可能比美國多出六分之一。

而按照中國官方的統計，它的經濟總量已經相當於美國的66%，佔世界的16%……

但，這並不完全是一個好消息。事實恰恰相反，在一個「狹小的星球」，這意味着中美兩國發生摩擦的機率會越來越高，而程度則也會越來越深。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上台以及隨後掀起的「腥風血雨」是這種矛盾從暗處到公開化的轉變開始——當然，中美兩國都有選擇如何認識和應對這種關係轉變的權利。

不獨中美，按照唯物辯證法的邏輯，這對全球最主要矛盾的發展演變同時也牽動着其他國際關係的轉變，比如新的政治經濟軍事同盟或者敵對關係的深刻調整，主導全球政經關係的「思想潮流」的變化……

2016年3月，中國官方披露「十三五規劃」方案全文，在闡述中國「十三五」期間外部發展環境時提到金融市場動盪不穩、貿易保護主義強化、國際能源格局發生重大調整、多邊貿易體制受到區域性高標準自由貿易體制挑戰等挑戰，但是並沒有實質指向中國的「直接問題」。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十四五」期間的外部發展環境判斷將肯定不會再如此「模糊」。

從中國國內狀況看，無論是中國本身積累的發展問題還是外部環境的惡化所引起的連鎖反應，都必然需要投射中國的自我調適上。

中共其實在「十三五」期間已就應對國內傳統發展方式的不可持續性問題，有意識地大刀闊斧推動產業升級，這其中最後被美國納入貿易戰目標的「中國製造2025」便是中國高層最重要的應對反應。

當然，這一計劃在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後便逐漸淡出了官方報道，但是中美爭奪全球頂級科技優勢的「競爭」沒有也不可能終止。

在這次中全會上，中共即將在新的「十四規劃」中找到接續或者說「替代」它的方案。這不僅關乎中國在未來全球經濟秩序的位置，而且現實地，決定了中國究竟能走多遠，能否完成角色的轉變，能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這可能被視為中國千載難逢的機會。

當然，中國國內還面臨着其他一系列困境，比如人口、資源和環境，它們直接決定了中國未來的政策空間——如果中國能夠很好地處理好這些內部問題，那麼它將有充分的空間去調整發展的重點和節奏，甚至推進其漸進式改革；否則，發展便無從談起。

此外，中共一直有一種執着，認為應對危機需要有一個強勢的領導人。在這次會議前夕，中共剛剛通過了一份規範中共黨內精英（近四百人的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文件，賦予「中共中央總書記」更強有力的議題掌控權力。

毫無疑問，此次中央全會所體現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個人色彩更濃，而這種個人色彩遠不是人們習慣中所認為的「政治忠心」問題，而更多體現在其外交、經濟等決策權的認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