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習近平頻繁離京考察釋放信號　中國能否贏得戰疫下半場

在經歷了抗擊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上半場」之後，最早摔倒的中國快速站起來，進入到復工復產的「下半場」。
3月29日至4月1日，習近平南下浙江考察。4月20日至23日，這位中共第五代領導者又西行前往其故鄉陝西視察。特殊時間、特殊地點、特殊人物，習近平的一連串行動在全球疫情洶湧的背景下顯得高效、積極，向中國社會釋放出清晰的「復工復產」，全面重啟社會生活、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的信號。

習近平特殊的浙陝行

在視察浙江、陝西之前，習近平在3月10日還曾赴武漢考察，也就是說，疫情爆發後，習近平已經三次離京。而離京之前的2月10日與3月2日，習近平分別考察了北京朝陽區的社區、北京地壇醫院與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和清華大學醫學院，主要是圍繞疫情防控與新冠肺炎疫苗研發，當然其中也提出了生物安全這一新的國家安全要素。如果說武漢之行是疫情防控初見曙光之時穩定社會情緒的一個最為有力的信號，那麼浙江、陝西之行則釋放出截然不同的信號。

首先，習近平考察浙江的主題顯然透露，在疫情波及之下，中共正在全力將重心轉移到如何重啟經濟。之所以選擇浙江，第一，的確因為浙江一直是中國民營經濟最為活躍和以出口導向型經濟為特長的工業重鎮，觀察浙江的經濟恢復情況可知中國經濟恢復程度乃至面臨的阻礙，甚至會有一些值得推廣的經驗給予其他區域的經濟重啟以借鑑或啟發。

第二，此次疫情發生後，浙江是最早一批啟動重大公共突發衛生事件一級響應的省份之一，也是第一批推動復工復產的省份之一。如浙江省推出的「五色疫情圖」是響應中共科學防控、精準防控最典型的案例。此外，浙江的「綠碼」通行也在全國推廣。再如，當其他省份還在對疫情防控與恢復經濟觀望之際，浙江率先動用「搶人」戰術、發明共享員工。

第三，浙江是近幾年中國政壇模範，「浙江模式」、「浙江經驗」被中共高層在全國推廣。浙江是習近平曾經的主政地，2002年至2007年，習近平在浙江實現了從「政府一把手」到「黨委一把手」的跨越，浙江經歷是其仕途生涯中極為重要的一個時期，及至走向中共總書記的位置，浙江派官員成為中共政壇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此次疫情期間，被委以重任的應勇、夏寶龍等皆有浙江官員的標籤。此外，習近平在浙江任職期間發揚的「楓橋經驗」，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發展理念也開始在全國推廣。

而在陝西，習近平視察的主題變成了「生態保護」。在了解秦嶺生態環境保護情況時，習近平說了一段話，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傳播非常廣。大意即「陝西要深刻吸取秦嶺違建別墅問題的教訓，痛定思痛，警鐘長鳴……決不能重蹈覆轍，決不能在歷史上留下罵名。」「要自覺講政治，對國之大者要心中有數，關注黨中央在關心什麼、強調什麼，深刻領會什麼是黨和國家最重要的利益、什麼是最需要堅定維護的立場」。

2019年新冠疫情將中國的社會秩序、經濟秩序、政治秩序全部打破。以4月8日武漢結束封城為標誌，象徵中國疫情抗擊上半場暫告一段落，多數省份的「社會秩序」開始恢復正常；那麼以習近平視察浙江為標誌，象徵這中國高層希望中國「經濟秩序」要逐步恢復；而習近平對陝西的視察，以及汪洋、趙樂際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4月下旬的密集離京考察，不斷強調扶貧、小康社會、生態環境等常態議題，以及中國部分地方省市兩會陸續召開、全國兩會5月底召開等諸多信息，則意味着中國「政治秩序」也正在恢復正常化。

迎戰新冠　中國為什麼能夠贏得「上半場」？

在全球新冠疫情確診病例超過270萬例，死亡超過接近20萬例之時，最先跌倒的中國卻開始復工復產，我們必須要追問一個問題，面對新冠疫情，中國政府的應對為什麼可以比西方民主政府更加優越？每個人都會給出他所理解的答案，追根溯源就是三點：中國政治體制的集中性，西方稱之為「集權」，中共傳統的自我糾錯能力，或者說「自我革命」，以及根植於中國社會土壤，有廣泛基礎的儒家文化。

從政治體制而言，中國中央集權體制的優越性在這次疫情中發揮了最為顯著的作用。1月末，《紐約時報》曾注意到中共領導下的疫情防控，寫道：中國像一個行動緩慢吃力的巨人，不願意動，一旦動起來又有着驚人的緊迫性。這是媒體對中共威權體制兩面性的評價，確實可以看到，中央集權下的效率。疫情爆發之後，中國自上而下迅速構成一個「防疫金字塔」，分別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以李克強為組長的「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以及以湖北省委為主的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這個防控體系的構成不僅架構了疫情防控的責任網絡，更確保中共最高層級的決策指令能夠最快速度最高效率得到推行。

例如在春節這個停工歇業的時刻，中共能夠調集資源10天交付一座醫院；再如在人口流動如此密集的中國，中共能夠依靠強力的政策指令讓城市鄉村處於靜止隔絕狀態數月之久；再如在疫情平穩之際，大大小小的交通障礙能夠在一夜之間解封。而這在歐美國家難以想象。

此外，中共運用黨領導軍隊的指揮權，在應急突發事件面前，有這樣的調動能力使得集中最為優質的軍醫資源能夠快速對接到疫情防控的社會層面。也是這樣的政治邏輯，可以看到，新建立的火神山、雷神山醫院交由解放軍接管。

中國一黨執政的政治體制決定了中共擁有更為強勢的政治資本的同時也要承擔最為繁重的政治責任。例如在疫情嚴重的湖北醫療資源調配期間，來自中國各地的支援醫護人員多以黨員優先；再如耗費巨大的疫情救治工程中，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帶頭捐款，對中國9,000萬黨員形成一種政治示範效應，截至目前，籌得人民幣82.6億元。中共黨的先進性不僅體現在疫情防控的危機關頭，用人之際。疫情逐漸平穩之後，中國面臨經濟恢復的信心問題，各地出現建議黨員帶頭消費的政策檔。

或許這種安排只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共對自身的要求，但是在這種體制下形成的強大動員能力使得社會可以在危機面前迅速團結在一起，避免意見不一形成的無謂內耗，在強大的核心領導下應對危機。

當然在疫情早期，同樣因為集權體制下的官僚主義問題，如當時湖北正在召開「兩會」，不能讓疫情干擾到政治。因此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官員未能及時重視疫情導致感染者急劇增多。但是在此之後，中國共產黨充分展現其慣有的「自我糾錯能力」。

無論是對湖北的考察，還是浙江的巡視，亦或是最近的陝西之行，習近平都提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與此同時，連續刊發習近平講話的中共理論刊物《求是》再次披露習近平在武漢考察期間的內部講話，也提到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對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經驗，也有教訓。

這句話從2月3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到後來的歷次政治局會議以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會議反覆出現在習近平口中。可見至少在習近平的認知中，此次疫情帶給中共乃至中國的一個最需要被反覆強調的就是反思與經驗教訓。即使外界對中國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現仍有抱怨，但在中共，其實是有這樣一個相對客觀的自我反思的意識。

西方人是希望通過「選舉」實現糾錯目標，中共則更傾向通過黨內精英的自我反省。儘管形式不同，但這些黨內精英的「自我革命，自我糾錯」是整個黨乃至國家的「共識」，從結果論上甚至更加有效。無論承認與否，批判與否，百年共產黨是在不斷糾正錯誤中一路走來的。孔子把「不貳過」作為個人修養的崇高標準，中共自我的糾錯能力，在這次疫情防控早期進退失據、中期迅速管控、防疫進入「下半場」有序復工復產的過程中，得到了明確的體現。

山川異域，風月不同。如果說中國的抗疫勝利是政治制度的原因，那麼韓國同樣作為民主國家也是防疫優等生。所以拋開政治制度，醫療水平等制度、物質因素，一定有更加深層的文明意義上的緣由，讓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在這次疫情中表現優於西方諸國。從根本上來說，這是兩個不同文化圈的特質決定的。這個緣由，就是儒家文化。簡單地表述，東亞國家民眾在面對國家危難時更願意聽從國家的指令。無論是中國、越南還是日本、韓國等，表現都相當亮眼。雖然這幾個國家，防疫政策有所不同，但東亞社會的集體主義與紀律性是共有的。這正是防疫成功的關鍵。

西方人民更加自由，普遍更加關心個人的利益。也有人說，東西方抗疫結果的不同，不是「集權」與「民主」的比較，而是「集體」與「個人」的競賽。過去百年裏，西方社會引導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很多人認為西方文明至高無上、完全理性，並對他們所宣揚的自由主義趨之若鶩。與此相比，東亞文明就顯得迂腐可笑，仿若時代的棄兒。確實，西方的自由主義能夠更好地激發創造性，這也是他們能引領劃時代成就的原因所在。但是，人類命運一到危急時刻，東亞社會的優勢就展露出來。最起碼現在，更加崇尚集體主義的東方國家，領先於對個人精神頂禮膜拜的西方。

抗疫下半場關鍵看二季度

這場全球大災難，它確實是一場全人類針對新冠病毒的戰爭，即使疫情烏雲籠罩，恐怕誰也無法否認其中存在政治力量的角力。環球同遭此劫，這種角力比拼的已然不是誰最後倒下，而是誰能夠最先站起來。目前歐美、非洲以及印度疫情正處在爆發期。中國境內的確診案例已經長期維持在低位運行，因此已具備復工復產，恢復經濟的條件。

如果將復工復產比作中國對抗新冠肺炎的「下半場」，那麼2020年第二季度就是重要的時間窗口。於是可以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多次試探性放風稱美國或在5月重啟經濟。從當前美國面對的疫情形勢來說，這很難得到執行。中國雖然沒有高調宣稱時間線，但中共領導人推動復工復產的信號已經很明確。

新冠肺炎以來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中，首次將經濟發展與疫情防控並列的會議主題可追溯到2月19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而後為外界矚目的17萬人動員大會，以及習近平南下浙江站在「一帶一路」交匯點的寧波舟山港，西進陝西漫步「大唐不夜城步行街」。

但當前國際疫情不容樂觀，中國面臨極大的輸入性壓力，中共高層仍在防疫與經濟重啟中艱難尋求平衡。關鍵性的第二季度恐怕還是難以脱離疫情防控的各項限制而單獨談經濟重啟。因此，觀察關鍵性的第二季度，應落在中國疫情會不會有二次爆發與經濟恢復發展的良好勢頭是否顯現這兩個指標。如果到了6月，中國頂住了輸入壓力與反彈風險，沒有發生二次爆發，又在復工復產下經濟恢復穩定，那麼中國抗疫的「下半場」才算是迎來收官。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3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數據來看，製造業PMI為52.0%，比2月回升16.3個百分點；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2.3%，比2月回升22.7個百分點；綜合PMI產出指數為53.0%，比2月回升24.1個百分點。儘管這反映的是一半以上的調查企業復工復產情況比2月有所改善，並不能代表中國經濟運行已恢復正常水平，但對於艱難的第二季度來說不失為一個積極信號。

此外，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6.57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下降6.4%。單看3月份，按人民幣計算，中國進出口2.45萬億元，按年下降0.8%。這一數據相比外界預期已經大大提升。而中國3月份出口額按年不降反升2.4個百分點，錄得1.16萬億元。

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國際疫情還沒有穩定。美國、歐盟（EU）這些中國的貿易重心區仍處於疫情高位，且隨着疫情刺激下國際環境不確定性加大，造成訂單減少，需求低迷，很有可能會拖累中國經濟復甦的步伐。這就需要政府政策層面發力逆周期調節，在貨幣政策保持寬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基礎上，減税補貼並舉，激發民眾消費潛力。2020年第二季度將是全年經濟的關鍵，如果二季度各項數據持續好轉，隨着海外疫情渡過高峰期，將會給下半年中國經濟復甦打下基礎。

總體而言，中國經濟在第一季度恐怕是最困難的，第二季度將是恢復性的。中國能否也像抗疫「上半場」一樣，贏得關鍵的二季度「經濟戰」勝利，將成為未來兩個月習近平和他的團隊關注的首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