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從習近平的兩篇舊文談起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習近平在福建任職時，曾寫過兩篇論文：一篇是「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以下簡稱《序言》），發表在1997年第一期的《福建論壇》雜誌上，習近平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另一篇是「略論《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時代意義」（以下簡稱《提綱》），發表在2001年第九期的《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上，習近平時任福建省長。

為什麼現在要找出這兩篇舊文專門談談？一方面，這是理解習近平治國理政和改革思路的一把很重要的鑰匙，習近平對於中國、世界與時代的思考源頭，可以說都在這兩篇舊文裏有所體現；另一方面，全球目前都在進行緊張的疫情阻擊戰，世界會怎麼變、人類未來向何處去這些看似形而上的問題，已經很現實地擺在了人們面前，究竟該如何透過現象看本質，習近平這兩篇舊文也是很好的切入口。

習近平當時為何要寫這兩篇文章？在文章開頭就開門見山做了交代。在《序言》一文開頭，習近平這樣寫道，「由於受歷史條件的局限，馬克思對社會發展特別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原理不可能闡述得盡善盡美，我們當前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正在對此進行補充和完善。正是基於這一現實，重新學習和爭取把握《序言》的深刻內涵，無論是對於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還是對於進一步健全和完善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而在《提綱》一文開頭，習近平寫作的初衷除了《序言》提到的之外，增多了新「問題」，也就是「新世紀之初，我們正在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場亙古未有的偉大的社會實踐；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使人類社會出現了網絡經濟、虛擬社會等未曾有過的新變化。」面對這些新情況、新問題，也是為了加快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之後的進一步現代化，故需要重新思考和認識馬克思這篇經典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交代清楚了寫作初衷，接下來從三個方面談談為何要在今天重讀習近平這兩篇舊文。

首先，無論是革命、建設還是改革，中國的歷史階段是連續的而不是彼此割裂的，而且任何層面的改革都是有「前提條件」的。用馬克思的話說，「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習近平在《序言》一文中，也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層面展開了論述，原文是這樣說的——「從當前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來看，儘管經濟體制改革已取得顯著成就，但在總體上仍處於『摸着石頭過河』的不斷探索中……經濟體制改革的這種現狀，決定了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改革體制改革必須採取積極、穩妥、漸進的方針……總之，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動力，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切不可操之過急。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在於此，前蘇聯改革失敗的教訓也在於此。」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對於中國能否真正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保持懷疑。所以在評價中國時，經常會出現「雖然……但是……」的描述。具體來說，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實現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經濟騰飛，但政治改革卻始終在原地踏步。因為按照西方世界的標準，中國只有實現了政治民主化，或者說依託於民主選舉來實現權力交接，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其他的，比如黨政機構改革、軍隊改革、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等，就算再大刀闊斧，也是未能觸及根本，算不上「實質性」。

而習近平該文很明確地表示，中國不僅經濟體制改革是「摸着石頭過河」探索出來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必須採取積極、穩妥、漸進的方針」。而且何時改、怎麼改，必須是在客觀條件成熟之後才能進行，而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更不是外部力量所能輕易決定的。蘇聯為何解體了？就是因為抽空了「四梁八柱」，中國改革開放得以成功，就在於穩住了「四梁八柱」，也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這個前提下，央地關係、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一直在發生變化，甚至可以說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場規模浩大改變中國的全方位改革。

而且不管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習近平說的很明白，「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具體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後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那樣做的結果，不是必然遭遇失敗，就是必然成為他人的附庸。」

至於中國歷史階段的連續性，2013年1月習近平在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就已經用「兩個不能互相否定」再次給出了明確答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當時不少人認為，「兩個不能互相否定」是在為毛時代辯護，這種陰謀論顯然是無聊的。因為撇開個人主觀主義，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就是實事求是。

其次，馬克思從物質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四個方面展開考察人類變革，而習近平從中看到了中國前進路上最需要注意的問題，那就是這四個方面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習近平在《序言》一文中寫道，「從社會發展的過程和範圍來看，除了階級鬥爭和生產力革命之外，還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的改革和文藝、文化、思想的革命，也都屬於社會革命範疇。這就使社會革命的內涵不再侷限於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階級鬥爭，而是包含各種社會重大變革諸如產業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和文藝革命等多方面的內容，從而賦予社會革命以新的含義。」中共十八大所提「五位一體」總體佈局，正是這種認識的延伸。

而對於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中國改革開放至今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中共十九大將社會的主要矛盾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更是說明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和嚴峻性。

舉例來說，自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後，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唯經濟論風潮日盛。好像只要「物質生活」充裕了，其他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都可以放在一邊。1989年的天安門風波，正是「物質生活」與「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不平衡、不充分導致的結果；1993年，中國思想界關於「人文精神」的大討論，則是一場中國知識分子對於「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失衡的集體反思。

將時間線拉長，也更能理解習近平所說考察社會變革要「從人類物質生活與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關係入手」背後的深意。在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各階層進行全盤分析之前，中國為了救亡圖存經歷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為什麼後來都失敗了？因為這些運動、變化或革命，都只是鎖定了一個面向，比如洋務運動鎖定「器物」，戊戌變法鎖定的「制度」，辛亥革命鎖定的「上層建築」，五四運動鎖定的「文化」，而且在鎖定的時候，只是在「破」，卻不知道究竟該怎麼「立」，或者更準確地說，不斷嘗試的「立」，也只是在拾人牙慧、邯鄲學步，也就是將中國的未來寄託在西方模式和現代化道路上，而沒有認清中國的現實，所以註定失敗。

立足當下，世界也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習近平將其稱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樣的「大變局」裏，物質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之間的關係更是深度影響、不可分割。習近平上台至今，試圖通過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係的更深刻說明，更具說服力地將中國今天的社會形態解釋清楚。因為當下的中國，不僅毛鄧時代的二元對立被打破，城市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公平取代了效率，人們對於二次分配的需求急劇膨脹。此外，信息化時代帶來便捷資訊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可低估的公民意識的崛起。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更是加劇了調和物質、社會、政治以及精神關係的難度。

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自由派群體，之所以在今天這個時代感到挫敗和無力，就是因為過於揪着一個面向——也就是政治面向，來認識今天的中國。也因為這樣的局限性，所以知識分子群體就算是對中國的現代化最先知先覺，卻不可避免地最終成為被拋棄的一群人。

最後，社會生活的本質是實踐，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概括的這「兩個本質」，習近平在《提綱》一文中，對此進行了更通俗的闡釋，「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是廣大人民群眾的事業，人民群眾是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實踐主體，積極參與和搞好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是他們的歷史責任……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關鍵是理順和協調好以人為基礎的包括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內的各種社會關係，特別是協調好各種利益關係，以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不斷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簡而言之，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事實上，這一認識不僅貫穿於毛時代和鄧時代，也是中共在風雨飄搖之際得以戰勝國民黨並最終帶領中國站起來、富起來進而強起來的關鍵所在。當然，也是區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重要分界線。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了資本和資產階級的暴力本質，即馬克思從工業革命中發掘出機器的暴力，從圈地運動中發掘出農業革命的暴力，從交通革命中發掘出殖民主義的暴力。換句話說，資本主義正是通過破壞生產力，進而達到資本積累的目的。而中國實踐的社會主義及其現代化，試圖通過保護生產力，進而達到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目的。因為比起資本主義強調的自由化，社會主義更強調社會的公平正義。而要儘可能實現公平正義，政府這隻手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放鬆。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韓毓海即直言，與西方的「資本當權」不同，「節制資本」是中國的基本國情。

正如香港01發表的《什麼是香港特色資本主義？》一文中提到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既有其優越之處，亦有其結構缺陷，是一把雙刃劍。它的優越之處是極速放大源於生存和自利的動能，讓人能夠激發其潛力，挖掘經濟潛能，如果形成良性循環，社會將整體受益。它的結構缺陷就是這種生存和自利的動能容易劍走邊鋒，失去社會關係應有的人與人屬性，異化為純粹的利益關係，也就是物與物的屬性，扭曲了經濟服務於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質，出於利益爭奪而發生的社會衝突甚至會成為常態。

以香港為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屬於前者，八九十年代就是後一種情況開始發酵，今天的社會衝突就是異化的結果，唯一偶然的是發生衝突的具體時間和引爆點。所有先進資本主義經濟體都有同樣經歷，不同經濟體用不同方法去克服困難，包括進行不同的結構改革，做得好的就如德國和新加坡、北歐一些國家，做得不好的就是美國、英國、意大利和希臘等國家，最壞的就是之前的菲律賓、埃及，和不少南美洲國家，如去年爆發嚴重社會衝突的智利。

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稱之為「第五個現代化」，正是看到了這種衝突背後的異化和扭曲，所以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尤其是對於公平正義的保障，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迫切和重要。用習近平在《提綱》一文中的話說，「防止將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由全體人民群眾主動參與和積極發揮作用的偉大社會實踐，變為由少數社會精英主導、主演，廣大人民群眾在一旁觀看或被動服務的貴族式的上層社會活動，從而將全體人民的事業變成少數人的事業。」說到底，政治體制也好，黨政關係也罷，最後的衡量標準都是民生，因為這才是最大的政治。而第五個現代化所要解決的，正是公平正義的問題，正是民生的問題。

以上，既是由習近平兩篇舊文連帶出的思考，對於理解今天的中國和世界也有着現實指導意義。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的當下，不同國家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都在經受着前所未有的檢驗與考驗。簡單從一個面向去理解一個國家是先進還是落後，已經遠遠不夠。而且在病毒面前，再沒有任何「政治正確」可講，能否最大限度防止疫情蔓延，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成了檢驗一個國家治理效能的唯一標準。

對中國來說，自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第五個現代化」至今，還從來沒有一次事件如此全面地檢驗中國的治理體系，也從來沒有一次事件如此係統地考驗官員的治理能力。對世界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而且形而下的考驗與反思之外，一些看似形而上的命題，比如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人類未來向何處去等，也已經擺在了世界各國面前。這場肺炎疫情，正是給全人類敲響的警鐘，倒逼着每個國家，民主的或是專制的，先進的或是落後的，都停下來好好想想，國家存在的目的是什麼，經濟發展的利益主體是誰。

疫情終究會過去，但對於諸多「問題」的反思，對於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思考，尤其是人類對自我的認識，對大自然本質與規律的認識，不該隨着疫情的結束而結束。

本文轉自《多維CN》057期（2020年05月刊）中國欄目《從習近平兩篇舊文談起》。瀏覽更多月刊文章：【多維CN/TW頻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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