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近思錄：中共集權一疫定高下？

「疫情的發展過程充分顯示了，一個制度如果沒有高度統一的政治權威，後果何其可怕。」4月7日，一名中國學者的發言被刊登在一個民族主義傾向明顯的中國媒體上。在《中央集權只適用於極端狀態？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問題》一文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在對比各國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這一極端政治考驗時的表現後，得出了以上結論。

在范勇鵬看來，這場「對照組實驗」以一種自然出現的殘忍形式印證了中國中央集權制度的優越性。儘管他並未直言，但正如其比喻，手機和電腦操作系統的高下之別在於各自在極端環境下是否能夠自如運轉。那樣，人類社會的政治制度好壞評價也是基於此；而且，「應對非常狀態本就是其更基本的功能，而且往往是更『底層』的功能。」

事實上，他的邏輯並不新鮮。中國政府在疫情擴散後採取斷然措施，的確「糾正」了前期的失誤，截至目前有效地避免了更大危機的出現。數據證明，無論是在控制疫情擴散還是救治感染者上，中國政府的努力的確取得了成效。尤其是在對比美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政府的反應時，這種「成效」是如此清晰而不消明言。

正是在這一結論的刺激下，中國傳統官方媒體、普及率極高的網絡短片平台如抖音和自媒體平台都不斷地湧現着同一種聲音，「中國政府有效控制了疫情，展現了優於他國的制度優勢和文化價值」。

范勇鵬認為，中國的中央集權體制並不只是解決極端狀態下的權宜工具，因為非常態和常態是一對界限模糊的概念，而無法應對非常態危機的制度肯定不是好制度。

這似乎無可辯駁。但是問題的關鍵是，正如他本人所述外界對中共體制的認知不全面一樣，事實上他對西方體制的信心缺乏顯然也存在觀察盲區。治政治哲學的趙汀陽主張，中西政治制度都各有優缺點，不是存在絕對的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二者互相解決了各自所關注的問題。譬如說來，集權體制和民主體制並不存在絕對的好惡，集權主義存在理性和狂熱，而民主體制也存在內部的個體自由和價值狂熱衝突。很多人在歌頌中國當下體制造就了此次疫情抗擊中的集體服從、秩序井然，對生命的尊重，同時貶低了西方體制下所呈現的國家機器運作失靈，無能和低效，對生命的漠視。但是這是否便證明了西方體制的全線崩潰呢？

其實，中共在應對突發狀況時的表現並不總是能讓人滿意，這並不只是指地方官員在應對 這次疫情初期時的表現。相反，西方體制的衰落也不是從今天開始的，而是在更早之前在應對近年接二連三的經濟和社會危機時所表現出的無所作為，而這場危機只是將其內在的這種體制性弊端暴露得更加明顯而已。但是即便如此，這也只是再度印證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世界在變化，而制度也應該順勢演進。

此外，儘管這場影響巨大的疫情的確超過了人們的想象，但是純粹以遏制疫情的效果來判斷中西方體制優劣，甚至預言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不可逆演變，都顯得過於草率。當然，所有人有必要對中國和中共的有效應對誠懇予以認可，但未必需要將之奉為新政治制度體系和政治倫理——東風壓倒西風——崛起的證據。

一個意外的「收穫」是，在中國官方看來，這次疫情提供了一個機會——曾經中共的宣傳機器費盡心力要證明中共的制度優勢以對抗西方普世價值，但都無果而終。而此次，上海市委黨校與東方網聯合推出系列文章《「抗「疫」背後的中國之治」》，人民網刊發《疫情防控阻擊戰彰顯中國製度優勢》，中國網刊發《戰「疫」中國模式彰顯制度優勢》，類似聲音可謂連篇累牘。同時，在中國的民間社會來說，那些分屬左右不同陣營的人就此展開了一場實力懸殊的論爭，抱持着強烈民族主義立場的聲音進行了一場全民愛國主義教育，成功地壓制了國內自由派的聲音，讓諸如作家方方等人的聲音淪為邊緣的被主流唾棄的論調……

只是這兩種傾向越是明顯，它所反照出的制度自信便越發顯得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