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錄：死灰復燃的「東亞病夫」論

美國知名大報《華爾街日報》日前一篇外部專欄評論而爆發「內訌」。

2月22日，由《華爾街日報》北京分社社長發起，53名在華員工向該社管理層施壓，要求其為20天前刊登的一篇「辱華」文章公開致歉。在此之前，中國外交部已經數度點名批評這傢俱有影響力的美國報刊，並宣布決定吊銷《華爾街日報》三名駐北京記者的記者證，以作為對《華爾街日報》的「懲罰」。然而，身在紐約的《華爾街日報》高層則沒有正面回應北京的訴求，只有一名發行人就這篇文章引起的風波表達了遺憾。

這場由一篇評論引發的越演愈烈的新聞大戰是由其爭議標題開始的。

2月3日，《華爾街日報》專欄文章刊發一篇文章《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該文是美國哈德遜研究所的學者、巴德學院教授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就新冠病毒爆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所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認為，中國政府在應對此次的疫情中存在失誤，且從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衝擊看，相比病毒，中國的金融市場可能比其野生物市場更危險。

坦率講，這篇專欄文章對中國政府與經濟的「指摘」其實無可厚非，即使放在對中國持激進立場的西方輿論場中看，其內容和語氣都相當平淡，並不那麼刺耳。重要的是這篇既缺乏數據又過於簡略的文章被《華爾街日報》編輯團隊刻意冠以「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的標題。這才是為其挑起一切麻煩的根源。上述的《華爾街日報》北京分社社長在給管理層的郵件中寫道「這是一個錯誤的標題選擇，這是對許多人的深深冒犯，而且不僅僅是在中國。」

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為什麼人們對「亞洲病夫」這一標題做出如此大的反應？這要從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尋找答案。

一百多年前的1896年，中國晚清，上海英租界的一份英文報紙轉載倫敦《學校歲報》的專論，其中有稱「夫中國一東方病夫也」。這是中國保存的較早期西方對中國冠以「東亞病夫」稱謂的記錄。據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楊瑞松在《想象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一文中表述。1986年英文報紙對中國「東亞病夫」的稱謂與今天華人對「東亞病夫」的理解中間是經過了演繹。該文考證，英文報紙稱中國「Sick Man of the Far East」的背景是中日甲午一戰後，西方列強看到了「日本雖小，竟將搖動其根本，催傷其枝葉」，由此「始悉中國虛實」，於是得出中國」病夫」的結論。不僅如此，當時英國《字林西報》的一篇文章將中國、土耳其、波斯和摩洛哥王國並列為當時「天下四病人」。

自此，中國知識分子將其借用，並藉以表達對當時暮氣沉沉老大中國的不滿、憤怒以及充滿纏足、吸食鴉片、缺乏尚武精神等落後陋習，其中尤其以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的論述最著名。包括梁啟超、康有為、嚴復等人將當時的中國形態視為病態，於是在西方「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下，將西方對清政府「病夫」的形容加上「亡國滅種」的警示以激勵當朝變法改革。甚至在反省檢討的過程中，認為中國要改變「病夫」的形象，必先從彼時國民「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薩，戢戢如馴羊」以及「尚文弱，缺乏尚武」的精神面貌改變做起。

事實上，從指向國家貧弱到指向國民素質，「東亞病夫」已經開始帶有種族含義。而在中國於1949年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後，「東亞病夫」不再僅僅是陳述中國國弱民窮形象，更是代表了那段不堪的屈辱歷史，成為每每刺激國民民族自尊心的敏感詞。經過包括李小龍等人影視化的創造，「東亞病夫」更是成為鄰國日本等列強加諸在中國人身上的種族歧視性用語。這一認識在當下的中國可謂深入人心。

當然，西方一開始對「Sick Man」一詞的政治論述多是形容一個國家國力衰敗且欲振乏力的困境。比如楊瑞松即認為，彼時英國輿論界對清政府的「北京執政之臣，若果以除舊弊、布新猷為急務，勢雖岌岌，猶未晚也！」的忠告不失為一種善意批評。但隨着歷史的演變，《華爾街日報》作為一家知名報章不會不瞭解中國政府和民眾對這段屈辱歷史的強烈感受，亦不會不瞭解所謂「東亞病夫」在今天中國人心中的特定含義。但《華爾街日報》以新聞報道與評論相對獨立乃至搬出捍衛言論自由拒絕道歉，這恰體現西方中心論支配下的西方「雙標」價值觀在今天依然故我，從「滿大人」到「黃禍」概莫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