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抗疫」工作問題頻出　問責地方大員並非終點

從11日晚間到12日白天，《環球時報》的一篇報道被中國國內媒體廣泛轉發，採寫報道的記者跟隨用於轉運感染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公交車，記錄了途中隔離措施不夠嚴密、車輛行駛路線幾經波折、沒有社區—街道工作人員協調、到達目標醫院後無人對接等種種混亂。

出現在報道最後的是中央赴湖北指導組對武漢市武昌區區長余松措辭嚴厲的約談，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辦公廳督查室主任高雨詰問武昌區相關領導「應收盡收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要把好事辦好，怎麼能把好事辦壞？這些負責轉運危重和重症病人的黨員幹部為什麼不跟車？現在的武漢就是戰時狀態，這些人的行為十分惡劣。」同時要求余松做出深刻檢查。

這篇報道之所以能被廣泛轉發，大概是因為《環球時報》記者通過深入一線的身體力行履行媒體監督職責，而發現的問題不僅獲得了官方的迅速回應，更是讓湖北當地疫情防控的最高級別機構（中共中央赴湖北指導組）「重拳出擊」，對相關責任官員進行了問責，這既是目前內媒需要廣泛宣傳的湖北抗「疫」的「戰時狀態」的應有之姿，也是多年以來中國媒體不多見的「漂亮仗」——在近些年中國官方強化輿論審查、多家市場化媒體被收編或重整、網絡管制機構權能逐漸突出的背景下，媒體監督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已經頗為難得。

報道中所記錄的轉運重症患者的行動，其背景是武漢方面在2月9日吹響「應收盡收」攻堅戰的進攻號角，全市各個區、街道、社區全面落實確診患者、疑似患者、發熱患者、密切接觸者「四類人員」分類集中管理，轄區內的所有重症患者全部要轉運至定點收治醫院。

除了對於重症患者「應收盡收」，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還表示要爭取在11日完成所有新冠肺炎疑似患者的檢測清零。然而武漢官方11日發佈「上門排查和徹底收治工作」已達98.6%的數字，在社交媒體上又「翻車」了，很多武漢市民頗有些怒不可遏的在新浪微博上發帖，現身說法稱自己就是那1.4%，懷疑武漢市政府「依然存在瞞報漏報」的行為。

當然，在上千萬的人口基數面前，1.4%所代表的人數已經足夠龐大，十幾萬人暫時沒有被顧及到，聚集起來的聲量難免聲勢浩大。

但不管怎麼說，轉運重症患者的亂象與排查收治數字引發的群體情緒，都代表着武漢官方在應對疫情上的短板與不足，其與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要求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差距肉眼可見。

但或許更需要探究的是，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是什麼？

武漢市乃至湖北省進入「全國一盤棋」式的統一部署已將近一個月，儘管期間出現過原黃岡市衛健委主任唐志紅「一問三不知」的案例，但不可否認的是整個官僚系統早已進入高速運轉的狀態。儘管很多方面的工作成效不能令人滿意，但也很難想象中共中央赴湖北指導組口中的「不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會是大小官員中的普遍狀態。在《環球時報》那篇報道中，一輛一輛的大巴車接連將病患運至目標醫院，但本應負責的協調的社區-街道工作人員始終沒有出現。如果一次兩次的工作失誤可以歸結為職業態度與個人道德，那麼當亂象成為普遍現象，就很可能是事情背後的某些地方出了問題。

無論轉運重症病患還是上門排查收治，武漢市主政官員都曾給自己公開下過軍令狀，誓要在多長時間之內完成。這裏更需要「較真」的是，政府在給自己下軍令狀的過程裏是否遵循了科學性。

軍令狀是用來激發（或者說倒逼）能力極限的。比如說一個人本擁有跑1000米的能力，但只有跑500米的意願，那就要想盡辦法逼他跑完1000米。但如果他的能力極限就是跑1000米，所下的軍令狀要求跑5000米，那最後的結果要麼是謊言，要麼是崩壞。

目前公開渠道並沒有武昌區組織轉運重症患者的更多細節，但僅僅通過內媒報道中披露的過程來看，社區-街道很可能存在嚴重的人手短缺，否則沒辦法解釋每天《新聞聯播》中基層官員非同尋常的辛苦——就算是被「戰局」推着走，基層官員也很難普遍停留在不作為的狀態中，套用一個政治學的術語，在幹不完的工作中「泥濘前行」（Muddling Through）才應該是武漢各級官員當前的常態。所以更有可能得情況是，作為「時間緊任務重」的疫區中心，如果軍令狀將本就所剩無幾的時間壓縮的過緊，相關任務可能就會變得「不可承受之重」。強行完成註定無法完成的事情，結果就是讓那些重症病患在轉運車輛上情緒煩躁，下車後的住院手續還需要記者幫忙聯繫詢問。

同樣，疑似病患「清零」肯定是武漢這場防疫的重要目標，而且實現越早越好，不過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似乎是，在給出了政治倒計時的條件之後，有部分基層社區事實上是完不成任務的。不論是為什麼完不成，為了向上交差，一些社區也就只剩下強行匯報「清零」一個選擇了，而此時被掩蓋和犧牲掉的，還是那些本該被「清零」卻沒有被「清零」的病患。

相似的事例還有被內媒爆出的「徵用武漢高校宿舍事件」。在疫情期間徵用武漢一些大學的學生宿舍作為臨時醫療點，安置部分輕症患者，本是一件好事，但在執行過程中，網上就出現大量爆料，在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武漢商學院等高校，宿舍裏學生們大量有用的私人物品，被當作垃圾清理。此前「會妥善安置學生私人物品」的承諾變成了一紙空文。

但並不能把問題簡單怪罪到現場參與分揀工作的志願者們頭上。除了客觀上的時間緊任務重（沒錯，又是這一句）之外，還在於徵用宿舍的細節臨時發生變動。以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為例，原本按計劃，緊急徵用的是該校一棟宿舍樓中每間宿舍的一個床位，志願者們只需要將相應的床上物品放置到其他空床上即可。但「相關領導」（網傳是目前在湖北「督戰」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視察之後，認為這樣的佈置不安全，必須把宿舍全部清空。

於是一夕之間，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的徵用工作量陡然增加了數倍，現有志願者的數量完全不夠，只能增調其他社會力量來幫忙。即便是這樣，所謂的清空宿舍也不可避免的變成了大型暴力搬家現場。事實上，在被徵用宿舍的高校中，不是沒有「做事體面」的案例（比如媒體報道中的江漢大學），但臨時改變計劃的同時卻沒有改變時間截止線、沒有改變資源配置數量，「好事沒有辦好」就會是大概率事件。

可見軍令狀誕生的過程中最不應該存在的一個動作就是「拍腦袋」，拍腦袋之後不調整配套措施，只會引起執行單位的精疲力竭，和被執行單位的不知所措。這並不是為相關官員開脱，而是更應該看到具體問題背後事關治理體系的真問題。

正如習近平在2月3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上所說，這次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大考。作為武漢和湖北的地方官員，既需要對上級的部署嚴格執行，還需要在守土有責的前提下，因地制宜、臨機應變，與不同的機構之間做到相互補台、協同合理應對。這的確是一次難度極高的系統性任務，但也是這些地方大員必須經受的考驗，也是中國在邁向治理現代化過程中必須經歷的考驗。如果這些官員是因為能力問題與個人私德（包括一些網友質疑的「貪生怕死」）導致工作不到位，那再怎麼嚴厲的問責都不為過；但如果轉運重症患者、疑似病患清零等任務在軍令狀的加持下從一開始就「註定出亂子」，那麼在問責的同時，也需要思考比問責更為宏大的命題。

「第五個現代化」亦是一場革命，革命當然不是「請客吃飯」，但也不是獎懲分明就萬事大吉，探究具體事件背後的科學規律是更為關鍵且根本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