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場：疫情下的「官狀病毒」
湖北的官員們或許會有短暫的慶幸：隨着湖北紅十字會關於分配口罩等問題的拙劣解釋再次勾起中國公眾對於其「惡貫滿盈」的記憶，以及國際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對中國公民實施入境禁令吸引了輿論的目光，他們在應對此次疫情中的糟糕表現——至少是此次疫情前半程中的糟糕表現——暫時移出了人們的關注焦點。
但即便有湖北紅十字會的襯托，湖北與武漢主政官員的表現與前者相比，也僅是「差」與「更差」的區別而已。2月3日是大陸加長版春節假期過後的第一個工作日，連平時主打體育的自媒體都在抒發某種共通的情緒：「某些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對突發公共危機的處理能力，地方醫療資源的供應能力，普通民眾的知情權，都在面臨着拷問。開大會的時候必須一片祥和，開完了才許發病；口罩數幾回都說不對的地方大員；被就地革職的小官死活不說數字的背後」，「讓人撫心覺得蒼涼」。
此次新型冠狀病毒之所以影響到整個中國乃至有蔓延全球的趨勢，被一些評論認為「很多地方都出了問題，而不會只是一個環節有偏差，其他所有環節都是盡職盡責」，在根本上體現的是「現有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嚴重落後於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治理體系出的問題，有北京學者總結為「應對這種高度複雜、信息不對稱、涉及多個職能部門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顯然缺乏有效的聯動機制」。不過亦有學者指出不能簡單的將話題引向「央地關係」，認為中央授予地方更多自由裁量權就可以藥到病除。總體來看，上千萬人的超大城市武漢在封城之後，政府運轉依然是有效的，「如果中國不是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而是地方分權甚至聯邦制國家，沒有全國一盤棋的統一部署，這次疫情應對特別是1月20日之後的應對，恐怕遠不如目前表現」。
但就像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所說「治理體系有效運轉有賴於治理能力」，疫情蔓延至此「確實反映出一些地方運轉治理體系的能力存在不足，未能讓體系在第一時間就發揮應有作用」。儘管中國現有的公共衛生防控體系具有很強的組織動員能力，但「支配這套體系運行的軟性系統還存在十分致命的短板」。
在2月3日發行最新一期期刊的《財新周刊》，用全景式的報道覆盤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前前後後，其中揭示出的重要內容是：從去年12月末到今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對疫情做出統一部署，這期間武漢市政府乃至湖北省政府有過幾次將病毒遏制在相對小範圍內的機會，但在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慵懶無能被動的官員、低效繁瑣的行政審批程序、媒體監督角色的缺失等因素影響下，一次次錯過了疫情防治的黃金期。
最初輿論矛頭大多指向地方政府，尤其是湖北省政府1月26日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三位主要官員戴口罩的不統一以及三次都沒說對的口罩產量，讓本就存在不滿的公眾情緒升級為網絡上的群嘲行動，國際媒體則使用了「大型車禍現場」這樣的中文互聯網流行語。大陸官媒《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對此表示中國的官員「大多數都是做事型的，面對公眾即興演講和出席記者會的歷練較少」，同時也指出開好記者會已是提高治理能力的重大課題之一，「所有領導幹部」都應該對這場新聞發佈會引以為鑑。
然而在2月1日湖北省委書記首次出席的新聞發佈會上，這位一把手顯然對一週前的教訓並未吸取多少，回答記者提問不僅全程念稿子，且前兩個問題一個有文不對題的嫌疑，另一個則乾脆忘了回答。這位主政湖北的地方大員2016年從吉林省長的位子上晉升而來，一直頂着「懂金融」的「優質省部級」光環，但這場發佈會上的表現，被網友評價為「中了『官狀病毒』」。至此，湖北省委書記、省長，武漢市委書記、市長等幾位主要湖北主政官員的坊間評價，都至少下降一個檔位。
如果說如何面對媒體與公眾尚且是可以鍛鍊提高的技能之一，那麼地方官員身上的官僚作風以及首先考慮「別出問題」帶出的不作為、慢作為，就是實實在在的頑疾了。1月27日武漢市長接受央視採訪透露的疫情通報權限問題以及國際學術期刊發表相關論文後，輿論焦點轉向了國家疾控中心。不過又有聲音提醒，雖然《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發佈疫情權力在國家衛生部門，但是早在2006年國家衛生部門就通過部門法規形式將這項權力授予了省級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黨校副教授強舸對此發文指出，即使疫情不能發佈，並不等於法律禁止地方政府或醫療機構在地方兩會期間發佈病例通報，否則地方政府從去年12月起就已經違法了，更不意味着需要把疫情當作輿情來處理。1月23日武漢封城當然不是地方政府就能作出的決定，但在此之前，查封可能的傳染源海鮮市場、取消大型聚集活動並不需要啟動疫情響應，也不是中央政府的權限範圍。「對具體承擔治理任務的人或部門來說，好的治理能力至少是先做好自己的事，而不是互相等着看，『反正你也沒幹好，所以我就沒責任』的邏輯是不成立的。」
這就更不用提1月30日湖北黃岡市衛健委主任唐志紅面對中國國家督察組對「醫院有多少床位」等自己責任範圍內的基礎常識都一問三不知。雖然她被最快速度免職，但如此不合格的官員之所以能被擢升任用，其中的邏輯或許代表了更大的問題。強舸指出，衛健委常被視為「不太重要的部門」，可以用來「安排幹部」。這是中國很多地方政府中存在的「導向有問題的非正式慣例」——「某某副處級幹部都幹了十幾年了，也該給解決正處了」，於是就找了衛健委主任這個崗位給她「解決」。
如此安排的官員即使能力不足，平常是不會出什麼問題的；但在重大突發事件面前，「將帥無能」，就很容易「拖累三軍」了。值得一提的是，網絡上甚至有一種聲音認為唐志紅這樣的官員屬於「運氣不好、倒霉」，如果不碰上疫情，就能「歲月靜好到退休」，甚至步步高昇。可一分的權力就意味着一分的責任，不想承擔風險，也就沒必要為官一方，中國古代就有民諺「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或許正是因為地方官員暴露出的各種短板與亂象，才讓大陸官媒《湖北日報》的記者張歐亞曾在公開社交媒體上發聲，說出「武漢換帥」這種政治不正確的話。雖然事情的結局沒有跳出當事人刪微博、《湖北日報》向武漢市委道歉的窠臼，武漢市長此後倒是有「願意革職謝罪」的表態。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3日召開常委會，聽取疫情工作匯報，其中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講話中表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對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不力的，對不服從統一指揮和調度、本位主義嚴重的，對不敢擔當、作風漂浮、推諉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責任人的責任外，情節嚴重的還要對黨政主要領導進行問責。對失職瀆職的，要依紀依法懲處。」
這番表態讓問責時間是日後進行還是「立即執行」有了一些懸念。當然，目前中國的最大任務與責任仍是打贏這場對抗疫情的戰爭。而中國地方官員在非常時期暴露出的「官狀病毒」——即與「第五個現代化」的差距，想必已經引起足夠的重視，就像最近輿論中多次引用法國作家加繆在《鼠疫》中的話：「我們不應當輕易放過那些治理中曾經嘗過的苦頭和教訓，應該盡力在下一次災難發生時規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