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辦換人】駱惠寧掌中聯辦 「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向治港延伸
新年伊始，北京打破諸多前例，宣布香港中聯辦換帥。履新全國人大「閒職」僅僅一周的原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復出」，以65歲高齡南下香港，令外界頗感詫異。
對於這一非比尋常的換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當晚迅速做出回應，但並未解釋原因。《香港01》在文章《非常時期非常之人非常任命 駱惠寧臨危受命有深意》解釋了這一任命的背後邏輯。
香港中聯辦前身為新華社香港分社，2000年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根據朱鎔基內閣有關香港中聯辦的職能定位，其責任包括聯繫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駐港部隊，以及在港駐港中資機構；架設陸港溝通交流橋樑，處理涉台事務以及承辦中央政府交辦事項。由於香港中聯辦駐地位於西環，對中央政府持批評立場者多指責中聯辦是躲在特區政府背後的「太上皇」，香港管治實為「西環治港」。這固然凸顯了陸港之間矛盾的尖鋭對立，也從側面反映香港中聯辦之於北京和香港的重要角色。
在駱惠寧之前，香港中聯辦已經產生過五位主任。首任主任姜恩柱於2000年履新，如果算上其在1997年7月香港迴歸後接替周南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3年，直到2002年8月（時年64周歲）中共十六大前夕卸任，派駐香港達5年，剛好為一個完整任期。
第二任香港中聯辦主任高祀仁，在廣東工作近31年，官至廣東省委副書記，2002年由香港中聯辦副主任轉正，至2009年年滿65周歲退休轉任全國人大常委常委會華僑委員會主任止，任期長達7年。
第三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彭清華為中組部出身，曾任中共元老宋平秘書。從2009年繼任中聯辦主任到2012年12月中共十八大結束後調任廣西自治區黨委書記，彭清華接續了高祀仁第二個任期的3年多剩餘時間。
第四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年在港澳辦工作，曾任國家港澳辦主任廖暉秘書，從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接棒彭清華。儘管任內香港社會撕裂、局勢動盪、港獨冒起，經歷過「佔中」等多次街頭政治抗爭甚至倒梁（振英），「西環治港」讓中聯辦香港也處於爭議位置，但最終張曉明仍然堅持到最後，完成了一屆任期。
1957年出生的王志民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夕由澳門中聯辦主任轉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到香港後，即着手改變中聯辦和香港社會的緊張關係，緩和不斷升級的陸港矛盾，積極推動香港融入大灣區等國家發展大局，獲得了中央肯定。正如特首林鄭月娥所說，王志民在穩定香港穩定繁榮、貫徹「一國兩制」上是有貢獻的。不過，隨着中國加速崛起，中美以香港為橋頭堡的對抗加劇，再加上香港內部矛盾積弊太深，局勢發展超出了香港可承受範圍。尤其是自今年6月以來，因為港府倉促啟動修訂《逃犯條例》，使得香港陷入了迴歸以來最嚴重的管治危機。駱惠寧就是在這種動盪背景下，出任中聯辦第六位主任，這一任命既在人們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所謂意料之外，即正如上文以及《香港01》此前分析之多項非常規性的安排，《香港01》用「非常時期，非常之人，非常任命」等三個「非常」來形容這次人事任命。而所謂意料之內，則不外乎北京希望在後修例運動時代，根據在此次危機中暴露出來的各種深層次問題以及中央政府的治港策略調整，採取斷然措施，推進包括中聯辦在內的治港工作全面改革，以扭轉當前的被動局面。畢竟，作為一名經歷過山西塌方式腐敗考驗和一個中國北方資源大省經濟轉型考驗的地方大員，駱惠寧被普遍認為有其魄力手腕和挽救局勢的能力，後修例時代的香港正需要這樣的治港官員。
除此之外，還必須注意到的是，駱惠寧在此番履新之前，曾擔任過內地兩個省的省委書記，和之前的中聯辦主任相比，是典型的政治幹部。而北京不計既往成例，在其賦閒全國人大常委會僅僅一週後即打破慣例徵調其南下，除非臨危授命以及醖釀更積極的治港思路斷然不會如此操作。《多維新聞》在幾年前「佔中」發生前談到治港工作時就明確提出，因為「一國兩制」和治港工作具有的高度政治敏感性，未來治港工作調整的一個重要方向，是要把「懂政治」的官員放到重要位置，以便從政治維度來處理具體治港問題，惟其如此，才能使「一國兩制」在香港行穩致遠。現時香港局勢的發展就更突顯了這種調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所以說，本次香港中聯辦換帥，恐怕不能只歸結為一次簡單的人事調整，駱惠寧到香港也絕對不只是要收拾修例風波的「爛攤子」，它實則暗含了北京在後修例時代的治港思路，除了要開始啟動全面改革，以徹底解決衝突發生的深層次原因，也開始從原來的法律與技術官僚治港，上升到政治家治港維度。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中共「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在治港工作層面的延伸。
不過，正如《香港01》此前所言，香港的各種深層次矛盾積弊日深，有些是問題是自港英殖民時代就已經存在；不僅陸港兩地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衝突，中美以香港為「戰場」的對抗又進一步加劇了衝突烈度，「一國兩制」的實施面臨嚴峻挑戰。所以，駱惠寧這位在非常時期出任中聯辦主任的非常之人，能否如中央期待成就這場「非常之功」，特別引人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