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隱身在中共意識形態戰背後的組織

在10月底通過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決議中，中共塑造其正統意識形態的計劃照例沒有被遺漏，甚至被列入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十三大構成之一。當然，這毫不奇怪。作為一個「思想建黨理論強黨」的政黨，中共從未放鬆對其意識形態的關注和塑造——即使在掌握政權並統治一個人口以億計的國家後，也是如此。

中共十九屆四中決議確立了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三步走戰略，並將所謂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視為這一宏大戰略的支撐。而它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則幾乎完全被一套特定的政治化的意識形態標準所填充，這包括馬克思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等等，甚至在其他國家再正常不過的公民教育也被打上政治化的烙印。

其實，一份只是囊括了這些內容的決議並不是全部。僅僅在四中全會之前的短暫一兩個月時間裏，中共高調錶彰了第七屆全國道德模範（它每隔兩年評選一次），繼江澤民時期時隔20多年下達另一份《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配合官方鄉村建設計劃命令將「移風易俗文明鄉風」向擁有將近全國半數人口的農村鋪開，而新一輪公民道德建設（這是自2001年以來的又一次中央推行動作）則覆蓋所有人並將矛頭指向了它所擔心的價值多元、思想混亂以及更為嚴重的市場經濟下的「道德滑坡」……

而在這一切動作的背後，都活躍着一個神秘的組織——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簡稱中央文明委）及其各級地方組織。根據官方報道，這是一箇中共黨內級別相當高的議事協調機構，目前由中共中央主持黨務和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擔任主任，其副手則包括一名主管科教文衛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和中宣部部長黃坤明。另外，它還在中宣部設置了該委員會的正部級辦事機構中央文明辦，由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王曉暉任辦公室主任。

這凸顯了其在中共政治架構中的地位。事實上，經過2018年中共黨政機構大改革，中共「消腫」裁併轉改了一系列機構，包括一般由副國級以上領導人領銜的議事協調機構，但中央文明委不在其中，它仍然位列中共20多個議事協調機構之一，可見其價值。

不過，中央文明委的「級別」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是如此的。根據中共官方披露的細節，中國自1978年宣布改革開放後即面臨強大的意識形態壓力：左翼的「修正主義」指責和資本主義世界的民主化壓力。1980年鄧小平引述馬克思主義提出了與物質文明（生產力）相對的精神文明，以確保當時的意識形態安全，福建三明率先進行文明委的地方試點。事實上，整個1980年代中國都面臨着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的衝擊，中共在「四項基本原則」背景下展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但是1989年六四風波的發生表明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背景下，中共「傳統」的政治信仰和官方價值觀已經處於裂解狀態，而新的社會價值體系而遠遠尚未建立起來。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六四事件後的第八年即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夕），中共宣布建立中央一級的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由鄧小平的橋牌牌友、連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宣部部長的丁關根兼任。

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開始，中央文明委主任一職開始由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而中宣部部長則兼任副主任。十六、十七屆期間為李長春，以及時任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十八屆則為劉雲山，以及時任中宣部長劉奇葆。此外，歷屆中央文明委都另有一到兩名副主任，一般級別也相當高，除十六屆為主管文教的國務委員陳至立外，其餘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由此可見，中央文明委之級別絕不在其他重量級中央議事協調機構之下。

不過，相對於其他中央議事協調機構，中央文明委手中實權的確並不多，甚至尚不及由其副手掌握的中宣部。其實中央文明委的務虛性質可能是最為明顯的，它處於「大腦」的位置但又不肩負具體的業務理論研究。同時，即使其辦事機構中央文明辦，其構成也曾一度被調侃「定調子、發票子、掛牌子」，存在感不高。不過，即使如此，也無改其隱藏在意識形態背後超級BOSS的身份。

另外，需要澄清的是，中央文明委與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中宣部本身究竟有多大關係。涉及意識形態安全，中共中央的確有另一套體系中央宣傳工作領導小組。它比中央文明委成立更早，而且同樣也是有主觀意識形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掛帥，不過不同的是，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主要側重於對外宣傳，指導中央對外宣傳工作領導小組工作，其辦事機構外宣辦即人們所熟知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二者屬於一個機構兩塊牌子的關係。

至於中宣部，從序列來看，它屬於中共中央職能構成部門，擁有一以貫之的組織構成和強大的實權，尤其是在2018年中共黨政機構改革後，中宣部對國家行政職能如廣播電視、電影、外宣擁有了更直接的決策權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中共高層意志的主要貫徹者和中共黨的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的監督執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