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局勢系列】台灣學者：「一定要解放台灣」宣示或更易被接受

從取消自由行到拒絕金馬獎，如果說習近平在《吿台灣同胞書》40周年之際還將武統當做一個不得已的選項，那麼當台灣深度捲入香港風波中並不惜扮演幕後操作者的角色時，這一選項的可能性已經急速飆升，不再只是紙上談兵。圍繞目前的兩岸局勢，《多維新聞》採訪了兩岸三地學者，由他們來深度解讀。
此為系列訪談第二篇，訪談對象為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啟訥。此為上篇。

多維：香港反修例以來，台灣在其中一直扮演著角色，大陸也直言不諱指出台灣是幕後操縱者之一。雖然習近平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但經過香港今次的風波，「一國兩制」在台灣已然沒了基礎。對此，你怎麼看？

吳啟訥：我覺得這個現象，或許可以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來做一點觀察。從大陸的角度來看，一國兩制，當然是一個面對1980年代中國的現實，面對歷史的使命，負責任的、體諒性質的設計。但一國兩制的背後的前提，是大陸覺得自己的制度和文明對台灣沒有吸引力，因而承諾讓台灣人過他們原來的生活。在大陸承認自己不如人這個前提下，很多台灣人就更容易在直覺上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他們覺得如果實行一國兩制，就要跟「下等華人」貼相同的標籤，很沒面子。這樣，一國兩制這種帶有安撫性質的宣示，反倒不容易被台灣人接受。

在很多台灣人看來，台灣的制度和價值比大陸優越，從理智的角度，也不願意接受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台灣方案。前面提到一國兩制方案背後的前提和大陸的讓步心態，更坐實了一些台灣人這種制度和價值上的優越感。

香港的例子也是一樣。如果當時中國大陸不是採取與英國談判，而是用解放軍推進的形式實現香港回歸，香港大概不會有現在這樣諸多的扭曲和亂局。當然，解放軍推進未必意味著不會實行一國兩制，只是「兩制」不會構成對「一國」的挑戰。

吳啟訥：確定香港回歸後，大陸對自身的狀況還沒有自信，仍然以「一國兩制」作為政治方案，不敢直接統治英國長期殖民下的香港，以致於讓回歸後的香港人維持「高等華人」的感覺。很多人覺得自己有權力向「見識不廣」、「水準不高」、「制度不佳」的中國政府理直氣壯地索要英國人從未賦予港人的權利，之後又將因經濟成長逐漸失色產生的失落感非理性地發洩在大陸身上。

我們看到，要求大陸「尊重人權」，給予與香港有關聯的大陸人居港權的人，也是厭惡和拒斥大陸遊客，要求港府限制大陸遊客購買嬰兒奶粉的人；要求大陸遣返香港罪嫌的人，也是反對向大陸移交逃犯的人；要求大陸文明、法制的人，也是在香港抗議活動中訴諸暴力，破壞文明、法制的人。這類雙重標準下的任性行為，未必一定可以找到背後合理的、理性的動機。很多專家為近來香港的局面尋找「深層原因」，固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低估心理方面、人性方面的動因，很多事情都無法解釋。

多維：如你所說，很大一部分台灣人和很大一部分香港人心理上的優越感，以及對喪失優越感的焦慮，才是他們不願接受「一國兩制」的心理動因。

吳啟衲：沒錯。所以就我的觀察，台灣人其實在心理上比較能夠接受的宣示，不是大陸說「我一定會對台灣很好」，反而是大陸說「一定要解放台灣」，「因為大陸制度具有優越性，國家有前途，人民的幸福感比台灣高。」

毛澤東時代強調「一定要解放台灣」，雖然當時台灣的反共宣傳非常激烈，但當時的台灣人卻很相信毛澤東講的這句話。

今天大陸如果改為訴求「一定要解放台灣」，背後的正當性不見得不如「一國兩制」。從現實角度看，台灣在經濟上衰退，政治上附庸美國，人民焦慮增加，幸福感降低，這種情況下台灣執政者的施政不見得有充足的正當性，這樣，大陸訴諸「解放」的話語，對台灣反倒有說服力。從歷史的角度看，台灣曾經作為日本的殖民地，雖然在形式上已經擺脱殖民，但內心仍存在「畏威而不懷德」的心態。

所以，台灣不會接受招安，因為覺得「不甘心」；反而對強硬宣示和強力措施的心理接受度比較高，因為這樣會比較「甘心」。

多維：這個觀點與大多數兩岸學者的觀點很不同，不過從取消自由行到拒絕金馬獎，大陸明顯有強硬宣誓的意味在裡面，武統的可能性並不是沒有。

吳啟訥：我當然希望兩岸間的歷史和政治爭端全都可以和平化解。毫無疑問，我並不希望，也並不認為一定要選擇武統這一最後選項。然而，中國大陸如果不明確宣示「解放台灣」的目標，反而會最終被迫選擇武統。換句話說，明確宣示並展示大陸的目標在於「解放台灣」，是避免被迫走向武統的前提。

從心理層面看，大陸需要面對台灣的獨立主張者、維持現狀主張者和數量不多的統一主張者，明確宣示自己的目標，讓各種主張的人明確了解大陸的意圖，避免留下過多的解釋空間，減少誤判的可能。要知道，不斷累積的誤判，反而會激化情勢，導致武力衝突。

從現實層面看，台灣目前的實力是無法對抗大陸的，大陸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之外，大可不必使用武力。只要不刻意「惠台」，就會對台灣造成政治的壓力、經濟的壓力以及道德的壓力。這類壓力的總和，足以超過敵視大陸的台灣執政當局可以承受的極限。

吳啟訥：這裡所說的經濟壓力，不是在經濟上一味讓利，而是讓兩岸經貿回歸常態，適用通行全球的貿易規則，公平交易，公平競爭，改變台灣單向賺大陸錢，卻為大陸貨品輸台設置不公平的障礙這種狀態。

道德壓力方面則可以體現在，大陸在改善民生上不遺餘力，政府遵守對勞動者的信賴保護原則，人民對未來比較有信心；而台灣的經濟下滑，民生痛苦指數上升，人民對未來有很強烈的焦慮。

我覺得，大陸現在宣導四個自信，但社會上還缺乏真正的自信。如果有真正的自信，就不會像如今這樣用籠絡甚至略顯「哀求」的口吻對台宣傳，一直想彰顯大陸在政策上又給了台灣多少優惠等等。其實，台灣青年向大陸的流動，是真實地受到吸引，並不需要誘以「超國民待遇」。

多維：目前正值台灣大選，民進黨一直在通過吃香港的「豆腐」來聚攏民意，喊出的口號是「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為了達到目的，甚至不惜以台灣的前途為代價。目前來看，不僅兩岸可能因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也連帶攪動著香港。

吳啟訥：講到香港和台灣一些人喜歡掛在嘴邊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我覺得恰好相反。不是香港回歸後的情形導致台灣人不願意統一，而是台灣的不統一讓一些香港人有恃無恐。香港部分人認為，大陸希望用香港的一國兩制來垂範台灣，因而必須容忍香港一些人以「兩制」對抗「一國」的行動，這樣的想法才導致香港情勢的失控。

台灣，不論是哪種名義的台獨，都是認為自己仍然擁有談判的籌碼，所以才會漫天要價。如果中國大陸把話講得更清楚，就是前面講的，明確宣示解放台灣的目標，台灣政界和民間自然不會誇大自己的籌碼，不至於繼續無謂地消耗台灣的資源，增加兩岸間動武的風險。

面對台灣，大陸多數人的認知存在著一個重大盲點，即認為台灣人還有中國人的情感。這是誤判。經過日本殖民，台灣本地多數接受日本教育的上層菁英已沒有了中國人的情感；台灣基層民眾也沒有建立中華民族意識，因為他們沒有經歷塑造中華民族的幾個大的歷史過程，包括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抗日戰爭。國民黨撤到台灣後，在蔣介石時代是借著聲稱擁有中國正統來維持對台灣的統治，蔣經國時代以後，已經將政權利益放在整個中華民族利益之前，以國民黨和政權的台灣化，甚至對台獨的鼓勵，來對抗統一的壓力。當代國民黨的中國情感至多侷限在文化層面，與政治的中華民族已經失去連結。

很多大陸人士將台灣的「藍綠」等同於「統獨」，這是上面提到的誤判的另一種形式，其實綠固然主張台獨，藍也不主張統一。台灣的拒統勢力擁有兩個招牌：認同日本殖民者的台獨人士，想將「國號」變更為台灣；未必認同日本殖民者，但反對共產黨，拒絕與大陸統一的國民黨等政治勢力，則想續掛「中華民國」的招牌。

多維：所以2020其實是獨與不獨的抉擇。

吳啟衲：對，台灣究竟有多少支持統一的人呢？有很多次比較可靠的民調，結果都差不多，在5%左右。近年來，台灣有一兩個特定的民調機構，發佈過很多次民調，稱主張統一的人有30%以上。這一兩個特定的民調機構在調查和統計方法上有很大的缺陷，他們的民調結果並不可靠。大陸某些媒體喜歡引用這類民調，有些自欺欺人的意味。

但是，如果依5%這樣的數字，將「不贊成統一」解讀成為「主流民意」，打算向其妥協，也不是一種不符合政治常識的想法。在政治現實中，民意是需要引導的。政治人物放棄引領民意，等於在政治上還沒入門。

多維：在革命年代提武力解放台灣，可能還比較好實現，但在今天再提，或許與中共現代化有悖。

吳啟訥：當然，我相信，中共需要從革命政黨向現代執政黨轉變；我也覺得「解放」未必等同於武力。但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基於使命感而建立的政治團體，中共也需要恢復它的理想信念。

以香港和台灣來說，這兩地並未在完整的意義上的回歸到中國。中國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一個單一制的國家，一國兩制必然只能是權宜的、階段性的政治設計，未來，國家如不能有統一的政治和行政制度，則其解體的風險將始終存在。即便是當今世界上的聯邦制國家，聯邦政府對地方的權力也遠比中國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權力要大。而今，面對尚未在行政上或政治上統一的地區，長期任其維持過渡狀態，會讓國家和地方同時承受政治動盪的風險。我想，這個階段恐怕還不能高枕無憂地做執政黨。

退一步講，中共革命階段的使命，不論對中國還是對黨內，是不是已經真正達成了，是有疑問的。就黨內而言，官僚主義和貪污腐化當然會損害它的執政品質；就國家而言，未能切斷19世紀以來的殖民餘緒，當然會讓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受到挑戰。所以我覺得，如果換一種心態和思維想一下，香港和台灣議題的性質，究竟首先是統一，還是首先是解放，或許可以解開一些疑惑。基於此，淺見以為，之前將台灣和香港議題簡化為「統一」，中間存在一些盲點。

大陸對外宣示，解決台灣問題，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和台灣人民，但如果只講寄望，抽離自身的角色，恐怕誰都沒辦法寄望。1949年之後，北京對於中國邊疆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但前提是這些人和土地都不能脱離國家，政權掌握在國家和國家培植的少數民族幹部手中，邊疆少數民族的傳統上層在政權中擔任諮詢性質的角色，並不擁有決策權。這樣，與漢人聚居區域的差異大於港台與內陸差異的邊疆，在政治上並不能挑戰中央政府。今天的香港，英國留下來的政治、行政和司法遺產依然左右著香港政治；統一後的台灣，如果被設計成完全由島上原本的菁英執政，那麼台灣不可避免會變成今日的香港，情形甚至會更棘手。

多維：所以按照你的說法，在香港問題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港人治港是有問題的。

吳啟訥：是的。一國兩制設計之初是有道理的。但現在需要明確的是，一國兩制的重點在於「一國」，這是基礎。

香港在1997年時，還存在很多長期對抗港英政府，維護香港民眾權益的反殖民勢力，也有一些愛國商人，這些本應該是大陸需要依靠的力量，「港人治港」的結構和內容，應該以此為本進行設計。然而大陸當時缺乏經驗，不知道如何管理前殖民地，於是信、用了很多一夜間改變顏色的商人，一些港人諷刺他們是「忽然愛國」。大陸透過這些商人開始了對香港的統治，也試圖透過他們去與香港基層接觸。只是沒想到，其中一些商人多年來都是在為自己的利益，而非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奮鬥。可以說，中國大陸政府在香港回歸這些年，很難真正接觸到香港的政治脈動。

在香港，特區政府是愛國的，但曾作為過去殖民體系一環的整個公務員體系，其中多數的人並未建立對中國的國家認同。中國大陸這些年也沒有對香港公務員體系進行重整，在此體系下，錄取的仍然是英國價值體系乃至利益體系籠罩之下的公務員，他們在執行特區政府政策時大打折扣，也就不足為怪。在法律體系方面，回歸後的香港承襲了英國人留下的法律體系，很多法官都是英國人，是他們在詮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判決時不僅呈現西方價值，甚至偏袒西方利益。

應當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亞洲和非洲，在解殖過程中都經歷過類似的尷尬，但亞洲和非洲的新興國家至少在制度上是朝去殖民化的方向設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