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內外交困之下 李克強的「緊日子」如何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考察江西並釋放一系列政治信號之後不到3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現身山東，號召各級政府「要過緊日子」。這顯然是在外有美國圍追堵截、內有經濟動力不足的雙重壓力之下，中南海對外釋放出「已經準備好與美國打持久戰」信號之後，向內對官員系統的一次「備戰」動員。
「過緊日子」基調早定
李克強5月24日在山東省會濟南，召開地方減稅降費工作座談會。在這場召集了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省長龔正和河北省長許勤、江蘇省長吳政隆、福建省長唐登傑、河南省長陳潤兒、貴州省長諶貽琴的區域會議上，李克強陳述內地經濟面臨複雜嚴峻形勢，外部不確定因素和挑戰增多，強調「各級政府過緊日子決不能說說而已」，要求「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尤其是要確保農資價格穩定」。
這並非地方政府首次收到中央政府這樣的號召，中南海相關基調早在2018年年底就已經開始，在2018年12月27日至28日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財政部部長劉昆公開表示，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穩定等任務，政府將在2019年實施「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政府要樹立「過緊日子的思想」，壓縮一般性支出等。
到了2019年1月9日，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為小微企業減稅，政府部門要樹立過「緊日子」的思想。這是繼財政部部長劉昆之後，李克強作為國務院總理首次宣布地方政府要過「緊日子」。
更早的是在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李克強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回答記者提問，期間李克強強調：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李還承諾，「本屆政府內，一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
由此可見，對於正在到來的「緊日子」，中南海早有所料，中共內部應早有討論並認知到形勢的嚴峻性，如何應對這樣的局面？近期中南海打出的一張張政治牌便是答案。比如習近平5月20日之22日江西之行釋放的「新長征」信號、中國政府宣布的「減費降稅」，財政部宣布的對芯片以及軟件行業免稅等等，不過中南海的牌並不僅止於此。
另一件「國家大事」
此番考察山東之前的5月13日，李克強在北京舉行的一場涉及就業工作的會議上指示地方政府，特別是製造業大省，要儘可能把失業人員留在當地，防止出現民工大規模返鄉潮，以守住不發生大規模失業的底線。李克強同時強調，當前要把「穩定和擴大就業」放在更為突出的位置，就業事關社會大局穩定。
可見，對於中國政府來說，「緊日子」不僅是財政開支的壓縮，還包含就業率底線的維持。對於中國這種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就業率不僅是經濟數據中的一環，更是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底色。
實際上，2018年中美貿易爭端開始不久，中共高層就把「穩就業」排在「六穩」之首。當年8月，習近平訪非歸來下車伊始便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會議要求2018年下半年要「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
這「六個穩」指向中國內部的經濟民生，但了解中國政情的人卻都看出其矛頭卻是對外。為什麼強調「六穩」？新華社當時的會議報道稱，因為中國經濟運行穩中有變，面臨一些新問題、新挑戰，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這樣的描述雖然包含中國內部經濟發展的下行壓力，但是更多指向中美貿易戰以來引發的世界情勢的新變化。就業顯然是中共高層思考要素中的重中之重。
2018年8月，路透社曾發出獨家報道稱，財政部長劉昆表示其更擔心貿易戰對中國國內就業帶來衝擊。作為事關穩定大局的工作，李克強在2019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將就業優先政策置於宏觀政策層面。彼時的政府工作報告就已指出中國當下就業存在的固有問題——就業總量壓力大、結構性矛盾突出。其中還提及「新的影響因素在增加」。而所謂「新的影響因素」更多指向中美貿易戰。可見，中共高層對於中美貿易衝突的長期性早有預料。
5月22日，財政部發佈集成電路設計和軟件產業企業所得稅政策，宣布自2018年12月31日計算優惠期，前兩年免徵，隨後三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同一天，國務院辦公廳（簡稱國辦）還發布一項標明「38號」文的通知成立國務院就業工作領導小組（簡稱就業領導小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出任小組長。
胡春華在2018年3月調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之後，已經分管扶貧工作。而扶貧，曾被中共官方媒體公開報道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督促」的國家戰略工程。顯然，「穩就業」已經成為中南海重點應對的另一個「國家大事」。
李克強的「做活」角色
收緊財政支出和穩就業，原本是兩個看起來似乎相互矛盾的政策導向，如何平衡對於中國的執政黨中共來說是個難題。不過4年前的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的講話似乎已經給出了答案，「我並不否認，中國經濟面臨著下行的壓力，有多重風險，關鍵在於新常態下要在穩增長和調結構中間找到平衡點，這就使我想起中國人發明的圍棋，既要謀勢，又要做活」。
善於解讀中國政治的觀察人士，當時已經從李克強的講話中覺察到中共高層權力體質的一種新趨勢——總書記「謀勢」，總理「做活」的分工合作方式。
不同於中共傳統的「總書記負責政治、總理主管經濟」的分工方式，習近平成為中共總書記之後，中共的權力結構已經明顯調整，尤其是2018年3月黨政機構改革方案公布之後，新華社的解讀稿《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誕生記》開篇一句「（機構改革）一條紅線貫穿始終——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根本保證和首要任務」，已經點出個中共黨政機構改革的核心目標——「黨的領導」將成為未來中國政治運行的主軸。
前方衝鋒陷陣，後方軍、馬、草、糧——和中共開國總理周恩來的平衡政局、政策落實的政治角色類似，在如今的中共政治結構中，李克強扮演的正是保證改革正常、穩定運作的高級執行者角色。在外有美國全線施壓、內有經濟增長乏力的交困之下，李克強的「緊日子」如何過？「做活有兩隻眼。形象地講，穩增長和調結構就是兩隻眼，做活了就可以謀大勢，當然這需要眼光、耐力和勇氣。」4年前對的表態，或可一窺這位中國總理的執政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