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告別鄧小平時代　習近平時代改革開放出現轉折

中國 1978 年推行改革開放迄今，適逢 40 載，隨著新時代的到來，是否意謂鄧小平的時代已然過去？《多維新聞 》特別專訪長年研究中共政治的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寇健文教授解析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的政治意義。

多維：中國大陸迎來改革開放 40年，有別於改革開放 20年時值江澤民當政、改革開放 30年逢胡錦濤主政，您如何評價習近平治下改革開放 40年的意義？ 

寇健文：其實我不傾向以習近平執政下的改革開放 40年來看這樣的問題，習近平主政迄今六年，看也就是看這六年的變化。改革開放的範圍很廣，有經濟層面，也有社會互動面相，我比較想從政治體制改革的角度來看，習近平的這六年，與過去有什麼不同？重點是對比。

改革開放自 1978 年迄今，相對於鄧、江、胡主政階段，中共政治體製到了習近平時代，大概有三個特徵，這三點也讓改革開放在此階段出現了轉折。

第一個變化是從集體領導到個人領導。從人事上來看，自然看到他整肅政敵貪官、提拔親信舊屬，在組織領導方面習近平也做了些調整，例如從小組治國到現在的委員會治國。在軍委方面，軍權集中，廢除四個總部，新設 15 個直屬機構直隸軍委，軍委又強調主席負責制，終歸到個人領導。諸如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也是一個集權的表徵。又像習近平也由原本的主持工作報告，到現在變成其餘人等向他述職。

在結構上變成個人領導的結果，可能讓未來的總書記承襲一個相對集權的體制，這就十分有別於鄧小平時代立下的集體領導。因為文革、毛澤東集權殷鑑，鄧小平於是立下集體領導，以避免錯誤。鄧小平初上台時，面對著陳雲，集體領導的關係還是強調在人與人之間，但等到江澤民與胡錦濤時的集體領導，則偏向了製度性。但這一套制度性的集體領導，到了胡錦濤第二任期出了一些問題，“ 九龍治水、各管一攤” ，常委意見相左，共識難砌，使得很多重大改革推動不了，這成為了習近平上台前所見集體領導體制的弊端。所以當他上台後，很多事則反了過來，於是出現個人集權。

所以改革開放從鄧小平樹立集體領導，漸漸制度化發展，但到了習近平時代則出現變遷，這是第一個大變化。

第二個變化是從強調黨政分開、政企分離，到黨委擴權。有一點回到毛澤東時代以黨代政的味道。過去五年，加上今年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除了小組治國變委員會治國外，組織、宣傳、統戰等老三部擴權，國家宗教局、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等也都被支解，一一併入黨委職能部門。

總得來說，黨的權力得到強化。這相對於 80 年代又是很不一樣的。鄧小平當初喊得是“ 黨政分開、政企分離” ，當時的背景也是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其實反應時代所需。所以說改革開放到了習近平時代，在這部份也發生了一個轉折，因為習的一些作為又開始有回到毛的時代去思考一些事情，也許決定的意義不一樣，但確實背離了鄧小平當時在改革開放初期所奠定的方向。

第三個是機構精簡到大部製 2.0 。相對前述兩者，機構精簡相對有延續性。早先因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要調整政府職能，原先在計劃經濟下設立的部會自然被裁撤，所以 1992 年後的機構改革，大致都延續這條思路， 2008 年的大部製還比較簡單，現在的改革整併部門職能無疑更廣、複雜。 所以總結來看，習近平主政六年後，在改革開放 40 年的這個階段，前兩點是明顯背離鄧小平路線的，唯有第三點在差異中還保有延續性。雖然 40 年來中國大陸持續改革開放，但每階段遇到的問題與挑戰是不同的，為了去回應問題，中共認知到需要的政治體制也是不同，這其中當然也包括領導人的信念。所以我認為改革開放用 40 年來括，會遺漏漫長歲月與復雜挑戰中，一些相應而生的轉折處。改革開放明明就有一些轉折，用 40 年來框，很容易引導我們的注意只去看到延續的那部份。

多維：綜觀改革開放 40年，您認為改革本身有規律性？

寇健文：從 1978年開始， 1992年、 2002年再到 2012年，中共領導人所面對的國內外挑戰與問題不一樣的時候，他們的處理方式是不一樣的。所以那個規律很大程度實與環境有關。

外在環境的變遷，從鄧小平到胡錦濤，我覺得一致性是比較高的。譬如在外交方面，中國大陸儘管慢慢崛起，但實力還沒那麼強，但這態勢到胡錦濤第二任期時開始發生轉變，中國大陸開始拉高自己在國際上的角色，所以東海、南海問題，美國舉起“ 亞太再平衡” 戰略等，相繼在 2011 年開始出現。所以習近平上台後所承襲的國際環境，與胡錦濤初任時不一樣，也跟鄧小平 1978 年的景況有別。

回頭看國內也是，改革開放確實讓中國大陸社會經濟取得發展，但同樣在胡錦濤的後五年，大陸也開始去提到原先的經濟發展模式出現了一些問題，沒有辦法永續，必須尋找新的經濟動能。當時候其實已經意識到需要調整。所以習近平上來要處理的中國經濟問題如貧富差距，業與鄧小平重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根本有別。所以我還是會說，改革開放 40 年，只能客觀表示時間經歷了 40 年，但 40 年的內容成份差異性不應該被化約、抹平來定，不然看不出有趣的地方。

多維：您認為習近平是修正制度化的惡果，還是破壞制度化？

寇健文：你在問習近平究竟是製度破壞者還是製度建立者。我認為他未嘗不能兼有之。針對集體領導制度化而言，習近平自然是破壞者，但他也可以是之後新體制的建立者。

只是現在還在過程階段，很難回答習近平是否會成為歷史大浪潮的一次回流，又或是他就將開創、建立一套強調個人集權的新制度，後繼者也將承襲這套制度繼續下去，這個目前還沒辦法明確去說。可能是，但現下評估猶早。

當然，習近平改的是體制，也嘗試建立新的體制，但新的體制也有可能人亡政息，最終沒有建立起來。現下比較好的觀察，是他建立新體制時的風險是什麼；至於評價制度建立者，有一個標準是製度建立且持續運作，這自然還需要時間觀察。

多維：習近平高規格紀念改革開放 40年，這是否意味鄧小平的時代已然過去？

寇健文：時間到了，不得不做。紀念本身即是歷史，習近平藉紀念改革開放 40年，其實更有宣示開創新時代的用意。客觀來說，習近平確實面臨了一個新的環境，他也相應推出很多改革，那自然成為他的新時代。這也是我一直強調的，改革開放 40年是有轉折的。簡單來說，鄧小平 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但現在進入習近平的新時代，改革開放就變成了歷史。可以說過去六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依舊，但進入一個新的開始。

若問這六年來於改革開放的意義，很明顯的，鄧小平不見了。這也不意外鄧小平長子鄧樸方也開始發言，因為他發現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歷史地位因為不再被強調。鄧樸方會去強調，表示他認為改革開放是延續性的，而開端是他父親鄧小平定下來的。

可是習近平如今在做的，是一個新的時代開始，如此，鄧小平終將成為過去。觀察習近平在做的事，以及一些反應，反而透露了改革開放 40 年不延續。他的六年與此前的 34 年不一樣。當然，改革開放之於中共，該紀念一定還是要紀念，改革開放被奉為神主牌，但已不再是指引的方向，出現轉折是因為前一時段的發展中產生問題，但它又是歷史，所以有其意義，然而現在是現在，它的重要性是在過去，非不是現在的燈塔，其指導現在路線的價值被淡化了。這也可以解釋在一些時候不提鄧小平，又鄧樸方和其他人有一些意見，問題的核心其實是這個，因為後者關切，改革開放成為眾多有紀念意義日子的其中一個，且已沒有指導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