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條立法｜港英政府怎麼在六七暴動後扭轉香港人心結構

港府正在進行公眾諮詢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本是香港應盡的憲制責任，但因為港英殖民時期遺留下來並在香港與內地互動過程中強化的分歧、矛盾，使得23條立法長期拖延。現今，因為2019年修例風波的影響猶在，23條立法得以有條件重啟。23條立法與港區國安法、選舉制度修改，都可以視作香港管治工作在「由亂到治」階段的主要內容。不過考慮到「由治及興」與「由亂到治」有很大區別，香港管治工作在完成23條立法後應該儘快輕裝上陣，推動人心回歸。

在這一點上，1967年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的應對措施具有參考意義。區別在於，港英政府的應對措施增加了港人對港英的認同，1997年後港人人心回歸的難度上升，而2019年修例風波後香港管治工作應該設法化危機為契機，重新贏得人心。

當年英國強行佔領香港時，九龍和新界居民有過強烈反抗。在相當長時間內，港英政府甚至是不公不義的象徵，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尖鋭，反殖反資的社會抗議和集體罷工時有發生。1967年六七暴動是香港社會不滿於港英政府的左派力量在文革思潮影響下的大爆發，造成嚴重騷亂。港英政府以恢復秩序為名，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重塑了香港的人心結構，讓香港社會氛圍從反抗港英漸漸轉向認同港英。

在港英政府的應對措施中，有四個層面值得關注。第一，採取強硬手段維護社會穩定，比如緊急修訂《公安條例》，迅速強化社會管制，將左派本是為了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行動，描述成為至今大家所熟悉的「暴亂」、「恐怖主義」。

第二，在冷戰背景下通過意識形態教育與宣傳，增加港人對港英政府的認同。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強世功曾寫過，「港英政府正是利用鎮壓『六七』抗議運動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開始實施『洗腦贏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改變了香港人的深層意識和心理結構，形成了港人對『左派』、『共產黨』、『大陸』、『社會主義』的極度恐懼心理」。

第三，港英政府大規模推進經濟民生工作，最具代表性例子是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主政時期。據香港中聯辦前副主任王鳳超的梳理，麥理浩以改善民生為切入口，以爭取民意、民心為立足點，優先處理房屋、教育、公共交通和反腐倡廉等市民關心的四大熱點問題。在住房問題上，麥理浩先是提出「十年建屋計劃」，從1973年到1983年解決了150萬居民的住房問題，後來又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為不能負擔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解決居住需要，截至1993年3月31日，受惠於此計劃的人數高達52萬人；在公共交通上，麥理浩開通了穿越維多利亞海峽的海底隧道，興建地鐵，從根本上改變香港交通面貌；在教育方面，麥理浩實施9年免費教育制度，有力普及中小學教育；在反腐倡廉上，他成立廉政公署，讓香港逐漸成為聞名世界的廉潔城市。麥理浩的一系列舉措增強了港人對港英管治下的香港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第四，伴隨香港人心結構的改變，港英政府開始放寬管控，適度提升華人在管治結構的地位，增加民主成分。

從起初的強硬手段維穩到後來注重展現治理的柔性，港英政府的「兩手抓」有效扭轉了香港的社會氛圍與政治秩序，大幅增加了1997年後香港人心回歸中國的難度。2019年的修例風波是六七暴動以來香港面臨的最嚴峻危機，通過港區國安法、選舉制度修改和正在推動的23條立法，香港社會秩序已經重歸穩定，政府施政效率有所提升，但港英時期遺留的香港人心結構尚未發生大幅改變，這就造成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過程中將面臨更多挑戰。正因這樣，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對港英時期的經驗進行甄別與吸收，將有助於香港人心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