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看中國面臨的形勢變化|安邦智庫

撰文:外部來稿(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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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賓如雲。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10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這是今年中國做東的一次規模最大的國際會議,也是觀察當前中國影響力和國際形勢的一個重要窗口。

一般來說,參會國家和重量級嘉賓的數量,大致反映了國際會議的重要性和影響力。據新華社報道,來自14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的代表確認與會,參會嘉賓註冊人數超過4000人。據公開報道,自2013年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截至2023年10月,已有152個國家與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據新華社10月17日發布的訊息,出席此次「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各國領導人(總統、國家主席、首相、總理)有24個國家,分別是:(1)亞洲國家12個:印度尼西亞、泰國、斯里蘭卡、越南、柬埔寨、老撾、巴基斯坦、阿聯酋(哈伊馬角)、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蒙古國。(2)非洲國家6個:肯尼亞、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剛果(布)、埃及、莫桑比克。(3)歐洲國家3個:俄羅斯、匈牙利、塞爾維亞。(4)南美洲國家2個:智利、阿根廷。(5)大洋洲國家1個:巴布亞新畿內亞。此外,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新開發銀行行長羅塞夫也出席了論壇。

李家超出席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與今年相比,2019年的第二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有38個國家領導人出席。值得注意的是,上屆派領導人出席的幾個歐洲國家——意大利、希臘、瑞士、捷克、奧地利、葡萄牙等,以及東盟國家中的菲律賓、新加坡,今年都未派領導人出席高峰論壇。其中,2019年在孔特政府時期加入「一帶一路」的唯一一個G7國家意大利,大概率會在備忘錄到期後退出「一帶一路」。

要指出的是,各國領導人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變化,折射出了四年多來的世界形勢變化。從2019年至今,全世界經歷了多種大動盪:新冠病毒疫情演變為全球「大流行」,地緣政治博弈不斷加劇併成為國際關係的支配力量,逆全球化浪潮繼續「碎裂」全球市場和供應鏈體系。此外,世界還爆發了兩場戰爭——俄烏衝突引發的烏克蘭戰爭,以及哈馬斯發起的哈以戰爭。在此複雜形勢下,經濟全球化徹底讓位於地緣政治博弈,國家間的正常經濟合作往往被打上政治標籤。在世界變局中,中國被美國成功地塑造為「有能力挑戰並且試圖改變國際秩序的競爭者」。順理成章,中國發起的「一帶一路」戰略倡議成為西方國家針對的靶子。

從今年出席第三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訊息看,有領導人親自出席的國家絕大多數都是「全球南方」國家,基本都是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在安邦智庫(ANBOUND)的研究人員看來,可以大致認為,在當前地緣政治主導下的動盪世界裏,這是中國的影響力可以有效波及的國家群體。在某種程度上,這也預示了「一帶一路」未來要面臨的壓力、挑戰和形勢變化。

圖為2023年10月17日越南國家主席武文賞(Vo Van Thuong)與一同來北京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合照。(Reuters)

結合當前的國際政治與經濟形勢來看,安邦的研究人員認為,「一帶一路」戰略倡議在今後可能面臨一系列的挑戰和改變的壓力。

首先,以色列與哈馬斯正在進行的戰爭將會嚴重影響「一帶一路」。原因在於,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實施中的國際合作項目,有很多分佈於中東地區和地中海周邊(比如希臘的港口,中東國家的合作等)。更直接的是,中國的國有企業在以色列重要的港口城市海法市擁有海法新港碼頭的運營權,該市不僅是地中海沿岸的鐵路樞紐,還是「一帶一路」沿線重要的節點港口。此外,中國企業還參與了特拉維夫的輕軌項目建設。在哈以戰爭引爆的一系列國際矛盾下,可以肯定,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將受到直接衝擊。

其次,中國對「一帶一路」的投資規模可能會收縮。《華爾街日報》的文章分析,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後,中國正試圖通過大大降低其風險來重振這一龐大的基礎設施計劃。此次大會的目的是為該計劃注入新的活力,同時防止當初導致這些問題的過度行為重演。文章稱,過去的大型項目正在讓位於規模更小、目標更明確的項目,包括綠色能源和醫療健康等領域。在新冠疫情爆發前,中國對「一帶一路」的年度投資額通常超過1000億美元,但現在的情況已經改變,2023年前六個月,中國企業簽署的與「一帶一路」相關的建設和投資協議總價值達400億美元。市場估計,如果保持這一速度,今年達成協議的總價值將超過2022年的680億美元,但會低於疫情爆發前的水平。

雅萬高鐵:圖為2022年8月8日,中國鐵路在網上發布的雅萬高鐵影片截圖。(X/Twitter@zlj517)

第三,中國在「一帶一路」中將不得不面對「債務陷阱」指責。從中國的角度看,在「一帶一路」戰略之下,中國對相關國家提供借貸、投資、技術、人力,協助相關國家大搞基建,這是在「做好事」。但是,由此產生的債務規模往往超出相關國家的償還能力(如斯里蘭卡和贊比亞等國遭遇債務危機)。這時候,指責中國在發展中國家製造「債務陷阱」的說法就應運而生。近幾年,在世界銀行、聯合國、IMF等機構推動的發展行動中,「債務陷阱」常常成為批評中國的一件「武器」,一個重要議題。對此,一些中國人難免生出「吃虧不討好」的想法。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可能需要控制相關項目的投融資規模和節奏。

第四,在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時,中國需要平衡經濟利益與非經濟利益。據中國商務部的數據,從2013至2022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共建國家累計的直接投資超過了2400億美元。在2023年1月至8月,中國的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達到了5856.1億元人民幣,其中,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達到了1403.7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22.5%。對外投資兑現了中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度融入和承諾,與此同時,中國的對外投資雖然有政治意義,但投資不等於「援建」,也不是無償饋贈,最終還是市場行為,要獲得必要的經濟回報。平衡經濟與非經濟利益,在今後「一帶一路」的項目中必須精打細算。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這既是一次促進國家間交往的多邊合作盛會,也是一次總結與調整今後「一帶一路」策略和做法的契機。面對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中國也需要根據客觀情況進行一定的調整,使得「一帶一路」戰略倡議變得更加可持續。

本文經安邦智庫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