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標誌著全球化進入了以中國為關鍵元素的新階段

10月17-18日，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來自13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將共襄盛舉，分享一帶一路十年發展建設成就和經驗。「一帶一路」十年，也是國際局勢劇烈變化的十年，歐美國家發起的「去全球化」浪潮，再次印證了西方以資本增殖為驅動力的全球化發展道路。在本文作者、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系主任唐曉陽看來，一帶一路的提出，以其開放性、自主性、實踐性和總體性，提供了一條全新的全球化發展道路。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全球化路徑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年來，「一帶一路」的開展與西方國家「逆全球化」、「脫鉤」等政治運動形成了鮮明而又意味深長的反差。「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國際合作迎難而上，方興未艾，通過獨具特色的實踐在世界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兩種「全球化」

要深入理解中國的全球化路徑的意義，首先需要區分兩種「全球化」概念。一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興起的狹義的「全球化」：冷戰結束後西方借著政治勝利和科技發展積極推進全球自由貿易和經濟一體化，湯瑪斯．弗裡德曼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生動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精神。

可隨著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反移民、民粹主義、意識形態衝突等現象的抬頭蔓延，媒體輿論的情緒發生了180度的轉變，越來越多地討論和宣揚「逆全球化」，乃至「反全球化」。

另一種「全球化」概念的歷史則要久遠得多，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大航海時代的開啟。在資本追求增殖的驅動下，美洲大陸被歐洲佔領開發，亞洲非洲的新商路被開闢，工業革命後形成大宗資源與商品的國際流動，以及按照各國比較優勢構建了全球市場。資本長期獲取利潤需要生產力持續增長，而生產力增長的最有效途徑是細化勞動分工，加強專業性規模化，並不斷擴大市場流通。這一動力機制並沒有因為西方國內的政治動向而發生根本變化，依然推動世界各國增進經貿合作。

例如2018年底《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正式生效，2022年初《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生效，地區性協議如《非洲大陸自貿區》也在2021年初生效。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及三大「全球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與此長期「全球化」潮流相順應，尤其在全球南方國家中得到了普遍歡迎和回應。

事實上，冷戰後狹義的「全球化」只是數百年來以資本增殖為驅動力的長期全球化進程的一個片段，其特點為西方所宣導的全球自由貿易。而近年來「一帶一路」的開展及西方意欲與中國「脫鉤」等動向，標誌著長期全球化進程進入了以中國為關鍵元素的新階段。在此階段中，中國既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尤其是加強了發展中國家的互聯互通；又是反對全球化力量的主要關注對象，成為貿易保護主義和意識形態攻擊的目標。

世界體系的變局

全球化從西方為主導轉向圍繞著中國而展開，反映了這一持續幾個世紀的進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近現代，資本增殖「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

隨著市場經濟和工業生產的快速擴張，收入與權力不平等的矛盾與全球化始終形影相伴。資本從全球化帶來的生產力顯著增長中獲取的豐厚利潤導致收入和階層兩極化，也導致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西方工業國家內部激烈的階級鬥爭與社會動盪。但此後這些國家一方面通過稅收福利和社會保障政策普遍提高了國內勞工階層的收入，緩解了中國國內矛盾，另一方面加大對殖民地和海外市場的掠奪，用國外的收入來維持發達工業國家國內的繁榮與超額收益。

利潤掠奪並不一定用直接的武力強權，而越來越多通過全球產業鏈分工的巨大收益差額。例如蘋果手機前200家供應商裡有50多家中國內地企業，但他們產品的價值僅占手機成本的5%，而蘋果作為手機設計方，毛利潤達38%。其它發展中國家產品與發達國家產品的差異可能更大，生產數億件衣服都無法與一架飛機的利潤相比。

發達國家依靠對研發、品牌、金融等資本密集型領域的控制，取得超額利潤和對全球產業鏈的主導權，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只能提供密集型勞力與自然資源，僅能在產業鏈底部獲取少量增殖，在產業鏈上的不同地位構成了當代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基礎。

欠發達國家在獨立後也依然是以發達國家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的依附與邊緣，即使一些國家如日韓中東等國能取得顯著的現代化進步，但在西方資本主導的體系中仍進入不了核心，而只是位於半邊緣地位。

在全球推進自由市場的本意是進一步擴展國際產業鏈分工，固化以西方資本為核心主體的等級制世界體系。然而，中國出人意料的快速崛起從根本上動搖了這數百年來似乎無往不利、堅不可摧的體系。

中國的突破主要源於其與以資本為核心動力的國際體系的雙重關係：中國的發展既遵循市場和資本的內在規律，又打破了原本由西方國家壟斷制定的體系規則，從而使人們看到世界體系新的可能性。與冷戰時期的計劃經濟體系以及前現代社會的小農自足經濟不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積極擁抱市場，鼓勵資本尋求利潤，以此來帶動生產力增長。但同時帶有紅色基因的中國政府又始終警惕資本帶來的國內與國際不平等問題，及時消除預防階層分化與固化的現象，以保證經濟和社會整體更平穩持久的發展。

透過從全域出發的主動改造而非零散被動的接受資本規則，中國成功避免了發展中國家常見的貧富兩極分化現象，更是一舉扭轉了長久以來國際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不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在政治、安全、科技等領域，都對西方在國際體系中的統治地位構成了強勁的挑戰。

中國全球化路徑的內在本質

當中國在四十年市場改革歷程中穩步接入全球產業鏈和經濟體系時，西方國家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一獨特路徑所蘊含的力量與意義，而只將其視為世界資本體系新附加的邊緣或半邊緣地區。可中國的發展顯著地改變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機制，使西方國家沿用了幾十年的社會收入調節機制失去平衡。

研究者指出，在1980-2016年期間，中國國民人均收入增長了831%，其中最低的50%增長了417%，最高的10%增長了1316%，最高的1%增長了1920%，約為最低50%民眾平均收入增速的4.6倍。同期美國與加拿大人均收入增長63%，但底層50%民眾僅增長5%，前10%則增長了123%，而頂層1%增長了206%，是底層增速的41倍。歐洲國家的貧富分化沒有如此嚴重，但其人均收入只增長了40%。

中國崛起大幅減少了國際不平等。在1980-2016年期間，中國國民人均收入增長了831%，其中最低的50%增長了417%

在上世紀末興起的全球化熱潮（即狹義全球化）中，中國崛起大幅減少了國際不平等，動搖了全球產業鏈原本固化的等級體系。但西方一些國家或忽視其國內不平等激增，任由貧富差距加大，或無力提振經濟活力，反而歸咎外國競爭，催生了民粹主義與相關的排斥全球化、敵視他國的意識形態。

中國作為體系變局的主要因素，自然成為民粹主義和仇外意識形態攻擊的重點目標。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傳統國際體系的主導者美國並非真正要反對全球化，而只是要建立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全球化。

從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2018年挑起貿易戰，試圖與中國「脫鉤」之後數年中，美國與全球各國的貿易還在增長，只是將許多原本從中國進口的商品轉從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國進口，因為這些國家更容易為美國所控制，能維持傳統的等級制國際體系。

不過，只要西方國家仍試圖通過資本增殖和市場體系來維持其權力，他們就難以完全繞過中國。中國獨特而完善的產業結構以及龐大的市場規模，對全球資本有無可比擬的吸引力，那些出於政治原因刻意回避中國的企業將面臨在長期競爭中落後失敗的風險。西方企業的衰落又將進一步導致西方國家增速的放緩與權力的喪失。這就造成發達國家對中國政治打壓時普遍出現了「政冷經熱」的現象，在劍拔弩張的同時，雙方依舊保持密切的經貿往來。

例如，2022年中美間的雙邊貿易額還創了歷史新高。即使美國轉向從其他國家增加進口，但這些國家中有不少產品需要大量採購來自中國的原件和材料，所以中國對墨西哥、越南、印度等國的出口也隨之顯著增加。所謂的「脫鉤」和「逆全球化」在喧囂之後並無法真正逆轉資本增殖所驅動的長期全球化趨勢。

從國際經貿聯繫的韌性也可以看到當前意識形態爭端的空洞。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在批判資本主義時，對資本增殖和市場機制持完全否定的態度，要求「消滅私有制」，將「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旨在用全新的政治經濟體系替代資本主義體系。但近兩百年的世界歷史證明，由資本增殖驅動的產業市場體系不僅有強大的增長動力而且可以自我調適，緩解及輸出內部矛盾以延續生存，短期內不能被簡單推倒重來。

因此，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社會主義實踐中超越了以往極端對立的意識形態，不再排斥資本和市場，但也不是無條件順從，任由資本逐利，而是在融入市場經濟的同時注重對資本的駕馭，控制社會不平等的無序擴張，讓資本服務於民族復興和社會福祉。

這一轉變使中國與西方能在共同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分工合作，也反映了中國的政治方向從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鬥爭昇華為帶有反思態度的相容並蓄。西方部分政客與媒體對其他國家的歷史社會認識淺薄，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流量無端誇大與中國意識形態的對立，挑動敵對情緒，但其宵小伎倆長期看難以撼動世界大勢。

基於經濟體系和意識形態的分析，筆者認為中美兩國不會深陷「修昔底德陷阱」。即使不排除因敏感問題發生局部衝突，但兩者的根本利益都植根於全球市場，為了各自生產力的增長需要共用平台，這有別於以往國際競爭中各方有相對獨立甚至截然不同的經濟體系。更重要的是中國對發展的追求不是單純受資本驅使，而是來自對資本與市場機制的反思與改造，對資本無限擴張所帶來的掠奪性和破壞性極為警惕。

正如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中國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永遠不稱霸、不擴張、不謀求勢力範圍」，要走「和平發展、開放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的道路」。只有把握中國融入全球市場體系的歷史淵源與深層邏輯，才能理解這些表態並非空話，而是中國全球化路徑的內在本質。

反思與創新的全球化

蘊含著對數百年來以資本增殖為驅動力的全球化的反思，中國的全球化路徑在自身發展以外，還對世界各國的全球化進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引入了開放性。中國在接入和擴展世界經濟體系的過程中沒有一味墨守固有模式和既定規則，而是對資本和市場運作機制的目的與方式都進行認真的考量，並根據具體情況需要做出靈活調整。同時，中國並沒有如同西方構建「華盛頓共識」一般制定所謂的普世標準，相反不斷強調中國的經驗不能複製，各國應選擇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

這些都體現了中國的獨特視角，不再將全球化視作發達國家增加利潤、控制權力和財富的單向推動，而是鼓勵各國通過加強國際市場的分工合作，提升總體生產力，互利共贏。

正如「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要「兼顧各方利益和關切，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最大公約數，體現各方智慧和創意，各施所長，各盡所能，把各方優勢和潛力充分發揮出來」。開放性的「一帶一路」不僅僅為世界上一百多個參與共建的國家提供了一種新的合作選項，更重要的是動搖了原本壟斷單一的模式，開啟了多種多樣的發展可能性。

與此相應，中國路徑大大激發了全球化進程中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性。中國長期以來一貫堅持各國獨立自主，互不干涉內政的外交原則，而在「一帶一路」合作中，夥伴國自主積極的參與更成為合作成功的關鍵因素。許多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形成完善的市場機制，如果在經貿交往中只是遵循他國已有的模式和規則，甚至被動接受西方的指令實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則其社會整體對此必然缺少認同感和積極性，市場化難以廣泛深入推進，對外經貿也僅停留在局部領域和少數人群。

中國在向市場經濟轉型時，具有很強的自主訴求，並對外來規則進行改造與創新以符合自身政治社會條件，而能調動全國人民主動積極參與其中。基於此經歷，中方在「一帶一路」合作中強調各國明確各自的發展目標，注重聽取夥伴國家的需求，根據對方戰略尋找互惠的合作方式，讓基礎建設、工業投資和技術改造都能較好符合當地的長期發展目標，構建國際合作專案與當地內生轉型的良性互動機制，相輔相成，持續有效地促進各國現代化進程。

對全球化反思後的第三個創新點是實踐性。認識到西方強推自由主義教條給他國所帶來的危害，以及吸取以往空洞的意識形態鬥爭的教訓，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始終秉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將這一精神融於「一帶一路」的開展實施中。在開放平等的合作框架中，任何國家都不能將自己的理念和想法強加於對方。可由於國情的巨大差異，出現分歧又在所難免。中方對此的解決策略是依託具體專案，在實踐中逐步溝通融合思想。

事實上，發展中國家要結合自身國情建設現代化的市場和產業體系，無法倚靠任何現成的理論觀念，真正的關鍵在於社會各部門領域形成廣泛高效的相互配合與協作分工。中外雙方在合作中「摸著石頭過河」，嘗試多種多樣的方式實現生產力的提升和市場機制的完善。在此過程中靈活調整具體路徑以適應環境，達成共識，但又堅持共同發展的目標，歷經風雨挫折，百折不撓。

十載後回望「一帶一路」的成就，與最初聯結歐亞大陸的設計路線相差甚遠，但正是基於扎實的措施和專案，倡議的精神得以被更廣大的地區和民眾所接受，成為全球化新階段的領軍旗幟。

最後，中國路徑引發的對全球化的反思深層聚焦於總體性，包含了在國家、國際和可持續性等多個維度上的重新認識與調整。為了節制資本無限追求增殖帶來的掠奪性與階層分化，中國採用了獨特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增強對資本的駕馭能力，保證社會整體的健康和諧。同樣，為了扭轉國際經濟體系固化的等級制，全國上下齊心合力，通過基於市場機制的改革創新取得全球產業鏈地位的突破。

這些成功實踐對其他國家也有諸多啟示，越來越多的全球南方國家因此看到了團結全社會共同發展的新方向，並有底氣對現有國際秩序的不合理之處提出挑戰。即使對西方國家而言，中國的發展也能令其反省社會整體和諧在市場經濟中的重要性，重新平衡各階層利益分配，而不是盲目聽從精英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

由此進一步延伸到可持續發展的維度上，數百年來資本增殖所驅動的全球化給世界各國的環境、社會、文化等無數方面都帶來了難以計量的衝擊，中國本身也經歷過無法磨滅的苦痛創傷。然而鳳凰涅槃，中國在成為全球化新階段的關鍵元素後，對全球化誘人和殘酷的兩面有了更完整的認識，所以在致力於推廣發展的同時，能著眼長期全域，儘量減少現代工業與市場經濟帶來的環境、社會、文化影響。

近年來，伴隨著「一帶一路」的建設，中國又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議」，體現了中國對全球化的思考已超越了單純經濟領域、市場模式乃至國家利益的討論，而在更廣闊的層面上探尋持續發展的機制與方向，要使全球化真正成為全球共同踐行，共同探討，共同承擔的責任。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