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手記：一牆之隔兩個世界　當以色列的榮耀壓倒悲情

新一輪以巴衝突衝突進入第七天，以色列軍隊對加沙地帶的轟炸和全面封鎖也已經持續六天。據半島電視台消息，截至當地時間10月12日，衝突已導致雙方超2800人死亡、近萬人受傷。其中，加沙地帶死亡至少1537人，受傷至少6612人；以色列死亡至少1300人，受傷3200人。

衝突爆發至今，世界各地的人已經由媒體報道和社交媒體感受到了戰爭的慘烈，且不管是支持以色列一方，還是支持巴勒斯坦一方，一個基本的共識是：任何對於平民的傷害和屠殺都必須譴責和反對。

比如美國雖然繼續堅定支持以色列，甚至在衝突發生後第一時間派出航母戰鬥群，為以色列提供武器彈藥、訊息情報援助等，但當面對記者「以色列是否有權殺害巴勒斯坦平民和兒童」、「以色列有權殺害平民嗎？」的追問，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Matthew Miller）也只能支支吾吾，用「以色列是民主國家」這樣的籠統回答來搪塞。再如巴勒斯坦原本應與哈馬斯堅定站在一起，但面對哈馬斯針對平民的屠殺，巴勒斯坦總統哈馬斯也不得不表示，「反對以色列和哈馬斯雙方殺害或虐待平民的做法。」

不過，雖然全世界都在譴責和反對針對平民的傷害和屠殺，但任何一場戰爭中，受害最深的永遠都是平民。這場戰爭何以發生，短期、中期、長期原因各方已經分析了很多。在此結合筆者2020年1月走訪以色列、巴勒斯坦的經歷，談談個人感受。

當時去以色列之前，中東戰火因美國刺殺伊朗軍官西姆·蘇萊曼尼（Qassim Soleimani）也是一觸即發。作為美國的鐵桿盟友，有媒體報道在美國刺殺伊朗高級將領蘇萊曼尼的行動中，以色列情報部門曾助美國一臂之力，確認了蘇萊曼尼從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飛往伊拉克的航班，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則是唯一知道刺殺行動的外國領導人。不過這一次面對哈馬斯的行動，以色列情報系統的神話已然破滅了。

出發前一天晚上，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全國電視講話中表示要擁抱和平，雖然「擁抱和平」從到處製造混亂的特朗普嘴裏說出來有點諷刺，不過也算是給局勢降了温。而身為平民的我，第一次體會到，自己的生活與世界格局有着如此直接的關聯。

關於以色列，有很多籠統的定義，比如這裏是「流着奶和蜜的地方」，是「距離上帝最近的地方」，是「猶太人的應許之地」，等等。當登上摩西當年矗立的尼波山，向西遠眺耶路撒冷時，看到的卻是令人絕望的荒涼的沙色。根據《聖經》記載，為了逃脱埃及法老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迫害，摩西率領猶太人離開埃及，穿過了紅海和西奈半島，經過重重困難來到這裏。摩西登上了尼波山向西望去，發現這裏是個適合人居住的地方，於是宣佈，這裏就是「奶與蜜」的所在地。

作為匆匆的外來者，有幾個難忘的瞬間，似乎明白了為什麼這裏被認為是「距離上帝最近的地方」。一次是在拿撒勒去約旦河洗禮處的路上，薄薄的晨霧籠罩着整座城市，彷彿人間仙境般，街道兩旁的一草一木都變得生動活潑起來。越遠離城市，越奇幻迷離，以至於車輛行進過程中的任何響動都成了一種褻瀆。

還有一次是在橄欖山酒店凌晨聽到穆斯林禮拜的宣禮聲。雖然聽不懂阿拉伯語，但當這一聲音從昏暗的夜色中傳來，還是心頭為之一震。這聲音就像一種警告，也像是一種安撫，警告人們頭頂三尺有神明，所以要走「獲救之路」、「正道之路」，安撫人們一切苦難都將過去，要敢於直面內心的恐懼。宣禮聲後，站在橄欖山的平台上等待日出，然後看着陽光一點點灑滿阿克薩圓頂清真寺，模糊的一切慢慢都變得清晰起來。

西牆（又名哭牆）、苦路、錫安山，各種或大或小的教堂，是去以色列必打卡的地方。耶路撒冷不是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卻是三教聖地，從而享有了獨一無二的地位。耶路撒冷老城區分成亞美尼亞、猶太、基督教和穆斯林四區，界限不是那麼明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阿克薩清真寺是伊斯蘭第三大聖寺；哭牆則是第二聖殿被毀以後，聖殿西側殘留的一段圍牆，這裏也是猶太教徒禱告的地方；苦路則是是耶穌揹負十字架到他生命的最後終點，受難死亡後埋葬的地方。也因為地理和人口意義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兩國方案」難度極大，實現起來並不容易。

在這些常規之外，最有收穫的，是座落在耶路撒冷以南10公里處的伯利恆。據基督教傳統這裏是耶穌降生的地方，目前由巴勒斯坦實際控制。在正式進入伯利恆之前，巴以隔離牆是一大看點，在綿延的隔離牆山，畫滿了各種塗鴉，有諷刺漫畫，比如一隻純白色的和平鴿，卻也不得不身穿着防彈衣，也有拒絕戰爭呼籲和平的，各種語言都有，包括中文。隔離牆就像是一面鏡子，將巴勒斯坦的兩大主題，戰爭與和平，映照得淋淋盡致。

進入伯利恆，遊客都會湧入聖誕教堂，但其實教堂之外才更有看點。因為一牆之隔，卻儼然兩個世界，物價也會折半，交通變得混亂。走在街頭，迎面而來的巴勒斯坦人，不知道他們在想些什麼，尤其是面對牆外蒸蒸日上的以色列。

出生在耶路撒冷的著名學者愛德華·薩義德有一個著名論斷，把巴勒斯坦人稱為受害者的受害者。在他看來，當人們安置一個受害者時，一不小心又造就了另一個受害者，這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猶太人作為受害者已經得到了足夠的重視，那麼身為「受害者的受害者」的巴勒斯坦人呢？他們的不可承受之重，該由誰來負責？

對此，以色列作家阿里·沙維特在《我的應許之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情》中，有過一段精彩的內心獨白與質問：

「在與國際社會的周旋中，歐洲猶太人的悲劇總是被提及，以及被利用。但在以色列國內本身，大屠殺的話題沒有生存空間。人們不期待倖存者訴說他們的故事。在大災難過後的十幾年裏，本地的媒體和藝術創作根本不關注大災難。大屠殺僅僅處於猶太復國主義興起的最低點。以色列持續地拒絕着創傷，拒絕挫敗，拒絕痛苦，拒絕悲慘的回憶。此外，以色列仍然沒有個人空間。這也是為什麼大屠殺依然是抽象的、獨立的。它並不真正關心在我們中間生活的人。很明確，現在我們正在建設國家。不要問不必要的問題，不要沉湎於自憐，不要懷疑，不要悲傷，不要軟弱或者多愁善感，不要追憶危險的亡魂。現在不是回憶的時候，時代要求我們忘卻。」

中東總是有一種荒謬卻又自洽的邏輯性，以色列就是典型。

去以色列的飛機上，匆忙看了以色列國寶級作家阿摩司·奧茲的《愛與黑暗的故事》，裏面一段關於耶路撒冷人們走路姿勢的描述，很好地詮釋了以色列面對歷史與現實的糾結。

「在耶路撒冷，人們走路的方式倒像是參加葬禮，或者像聽音樂會遲到，先踮起腳尖，測試地面，一旦放下腳，他們就不急着前行了。我們等了兩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實在不願立刻離開。我們一抬腳，別人就會立刻把我們那一小塊地方奪走。另一方面，你一旦把腳抬起，就不要急急忙忙地落下——誰知道你是不是有踩到蛇窩的危險呢。幾千年來，我們為自己的衝動魯莽付出了血的代價，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敵人的魔爪，因為我們沒看地方就落了腳。這多少就是耶路撒冷人的腳步吧。」

站在耶路撒冷舊城，面對着西牆，看到來來往往祈禱的人群，年輕群體的走路姿勢早已器宇軒昂，像是勝券在握，唯有年長者依然保持着參加葬禮的姿態。也許時間改變了一切，榮耀也最終壓倒了悲情。而當以色列的榮耀壓倒悲情，巴勒斯坦的悲情則最終積累為憤怒與激烈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