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手記｜京津冀暴雨中傷痕累累的涿州，還在淤泥裏

如果不是一個月前的那場暴雨，可能很多人都不會在意涿州。於我個人而言，也不會想到要專程來涿州走一趟。一個月前的那場暴雨，讓這座在洪水了浸泡了一周的小城不斷衝上熱搜，而今雖然熱搜退了，但傷痕累累的涿州，還在淤泥裏。

周末開車從北京出發來到涿州，從京港澳高速「健康城」出口下來之後，便等於進入了涿州的範圍。一個明顯的感受是，空氣開始變得糟糕，肉眼可見的灰塵在空中瀰漫，沿路很多地方都在施工，街道兩邊還有少量積水和淤泥……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這座緊鄰北京的縣級市，所以不知道所見的種種，究竟是涿州的日常還是暴雨之後的非常態？

根據河北保定公布的數據，截止8月5日12時，全市110.69萬人受災，累計報告10人因災死亡、18人失蹤。此後，官方再未公布相關數據。8月17日，高層召開政治局常務會，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災和災後恢復重建工作。會議強調，「當前，我國仍處於主汛期，全國多地暴雨、洪澇、颱風等災害仍然高發，一些流域仍存在洪澇災害風險，華北、東北部分山區土壤含水量已經飽和，山洪地質災害風險高，仍然不能有絲毫放鬆。個別地區旱情露頭並發展，同樣不可掉以輕心。」「要妥善安置群眾，這場災害受災面廣、蓄滯洪區啟用多、轉移安置群眾多，要千方百計保障好受災群眾的基本生活。」

雖然距離暴雨發生只有一個月左右時間，但公共場域已經很少有人繼續討論相關話題，人們忙着聲討日本、忙着搶鹽、忙着吃瓦格納高層被「團滅」的瓜，同時急於將近在眼前的災難翻篇。這也不奇怪，想想看，我們共同經歷的三年疫情，又最終留下了多少集體記憶？

身處涿州，不管是走馬觀花還是深入一些受災嚴重的村子，記憶很容易就會被調動起來，似乎在通過某種方式對抗着本能的「去記憶」。緊挨着永濟公園的大石橋村，多數平房的一層已經搬空，街道上散落着一些被洪水浸泡過的傢俱，村內的小道依然一片泥濘，在村尾一部挖土機在處理堆積成山的垃圾，很多垃圾也散落在永濟橋的兩側，永濟橋下的拒馬河裏東倒西歪着很多被衝倒的樹木，在村頭施工隊已經給一條連通大馬路的小道上灌上了瀝青，周圍站了一排警察，這場景，讓人不禁想到齊齊哈爾那位家長的控訴，各地的安全神經緊繃，正在以安全之名造成更大的不穩定和不安全。

距離大石橋村不到兩公里的大住駕村，是當時受災最嚴重的村子之一，洪災發生後，整個村子處於「失聯」狀態。而今，村子的內部道路依然不通，村頭兩邊的樹木叢裏，還有大量積水，農田被沖刷成一片片泥灘。

而位於涿州開發區陽光大街28號的中圖網倉儲中心，在暴雨發生後曾多次衝上熱搜，而今400多萬冊被洪水浸泡過的書籍，已經基本被清空，在倉庫裏的書架上，距離地面三米左右的上層依然堆滿了完好的書籍，地面的一些角落則堆放着還未來得及清理的殘破的被淤泥包裹着的各類書，倉庫外圍，推土機在將成堆的已經沒有了書的形狀的「垃圾」轉移。據悉，在400多萬冊書籍中，還有很多是不可複製的、不可加印的稀缺、絕版、老版書。

作為一個自詡的愛書人，沒有什麼比看到成堆的書被當做「垃圾」處理更心痛的了。尤其是看到梁曉聲的《人世間》和陳忠實的《白鹿原》靜靜地躺在一堆面目全非的浸泡過的書堆上，分明對諶洪果那句「我發現自己和文明的差距越來越大了」有了共鳴。

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在《文明的故事》中這樣寫道，「文明是基於食物的供應。教堂與神殿，博物館與歌劇院，圖書館與學校，這些都是文明這棟建築物輝煌的正面，而在其背面都是屠宰場。」「每個國家，一開始都是強制的。但服從的習慣竟變成了良知，不久每個人都會為忠於國家而深受感動。從某些方面來看，原始人與現代人之間的距離是如此的短暫與微小，文明的歷史是多麼短促。」

不管是文明的正面還是背面，也不論是原始人還是現代人，我想記憶本身是彌足珍貴的。我們如何書寫與記憶，才是決定文明與否的關鍵尺度。至少於不起眼的涿州而言，洪水雖然已經退去，但這座小城還在療傷，還在淤泥裏，我們的記憶也不該輕易被覆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