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暴雨中的「底線」與「極限」

受颱風「杜蘇芮」影響，中國多地近日出現強降雨，其中北京暴雨尤其引發各方關注。雖然氣象局和防汛辦提前發出預警，全市所有景區關閉，提醒廣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並提前將門頭溝等山區居民進行轉移，但截止《香港01》發稿前，經官方計此輪強降雨已造成11人遇難，其中2人在搶險救災中因公殉職，另有27人失聯，其中4人因搶險救災失聯。

8月1日午間，習近平對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地全力搜救失聯、被困人員。做好受傷人員救治和遇難者家屬安撫工作，盡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妥善安置受災群眾，抓緊修復交通、通訊、電力等受損基礎設施，儘快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習近平強調，當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關鍵期，各地區和有關部門務必高度重視、壓實責任，強化監測預報預警，加強巡查值守，緊盯防汛重點部位，落實落細各項防汛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大局穩定。

面對今次暴雨，人們很容易聯想到發生在11年前的「7·21」暴雨，按照官方消息，「7·21」暴雨是北京及其周邊地區所遭遇的61年來最強暴雨及洪澇災害，最終造成79人死亡。而今次的北京暴雨降雨量，已經超過了「7·21」暴雨。據報道，永定河上游的北京市齋堂水庫7月31日洪峰形成後，北京市第一次動用了1998年建成的滯洪水庫蓄洪，最大限度發揮蓄洪調峰作用。而流傳在社交媒體的短視頻和圖文，也直觀地呈現了今次暴雨的超大降雨量。不過相較於「7·21」，北京今次的預警服務和應急處理有了明顯提升。

對於今次的北京暴雨，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房寧提到了兩個關鍵詞，一個是「底線」，一個是「極限」。在房寧看來，「實際上這兩者（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是有衝突的，這次大雨對北京來說可能是百年一遇，但城市防洪設置標準不可能按『百年一遇』，而只能按『二十年一遇』或最多按『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是『極限』，『二十年一遇』是底線。按底線設置，說到底是個經濟成本問題。進而言之，『極限思維』屬於政治哲學，『底線思維』屬於政治科學，二者維度不同。」

同樣對於「底線」與「極限」的思考，也體現在中國工程院院士李澤椿團隊針對河南兩場暴雨的研究成果中。該研究成果以《從「75·8」到「21·7」的思考》為題發表在《氣象與環境科學》2021年第2期。文章開宗明義，2021年7月17日至22日，河南及周邊地區出現極端暴雨過程；1975年8月4日至8日，河南及周邊地區也發生了特大暴雨洪澇災害。同一地區歷經兩次特大暴雨，但兩次極端降水過程的預報服務和應急處理等方面卻明顯不同。該文在最後提出預報服務和應急決策的思考和建議，其中第二條寫道，「對突發的自然災害預警在於科學的研判，不作無用的表面化的工作，不把精力放在是否是千年、百年一遇及不可檢驗和無實際應用價值等方面的工作，科學研究必須要有明確目的，要為以後的監測、預報、預警、服務和決策等起到提高促進作用，還要區分長遠性和急需性。」

暴雨等極端氣候之外，「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也適用於剛剛過去的新冠肺炎疫情。這場「百年不遇」的疫情一方面切實考驗了各國政府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因為其「百年不遇」，所以無論哪一種制度和體系，面對這樣的衝擊，都不可避免會遭遇巨大挑戰。因為說到底，一座城市、一個國家的基礎設施是依照「底線思維」設置的，也即房寧說的「經濟成本問題」，而承載疫情所需的設置，卻是「百年不遇」的「極限思維」。

值得一提的是，「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也反覆出現在中國官方的口徑中。比如習近平在主持二十大以來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強調，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國家安全問題的複雜、艱鉅程度明顯加大，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根據官媒的分析，底線思維是新時代新徵程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必須不斷提高的科學思維能力。而極限思維是指在超前意識的驅動下將事物的發展放置於極端條件下進行推演的一種思維，以此分析有可能出現的問題及其引發的極端後果，同時據此衡量自身應對問題的能力，並在此基礎上最大限度調動主觀能動性，努力創造條件克服正常條件下難以克服的困難。也就是說，從最壞處着眼，做最充分的準備，朝好的方向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

對於複雜的國際形勢，「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可能還是可以並置的，但面對越來越頻繁的極端氣候，恐怕包括北京在內的任何一座城市，也無法全然「做最充分的準備」。因為說到底，人類在大自然面前，終究是渺小的。這也意味着，氣候問題將成為全人類不得不面對的一道嚴峻課題，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人是一座孤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