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核心事項已定　中國真正的變化在兩會之後

中國換屆之年的全國兩會已經閉幕，這也意味着二十大以來外界關注的三項核心事項均以敲定，包括：習近平開啟第三任期、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部委完成換屆、新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隨着這三大核心事項落定，中國的真正變化也將在兩會之後正式開始，並更直接地被外界感受到。

先來看第一個核心事項——習近平開啟第三任期。2018年的兩會上，中共通過修憲取消憲法中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後，有關習近平第三任期的話題就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而今，當鄧小平時代之後中國政治最大變化從不確定走向確定，相關討論與爭議，也從「習近平會否連任」、「習近平連任多久」轉向更為切實的「習近平第三任期給中國帶來怎樣的變化」上來。

再看第二個核心事項——新一屆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部委完成換屆。3月10日至12日，連續三天，經由全國人大投票，國務院及各部委、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高層人事悉數落定，並分別舉行憲法宣誓儀式。中國官媒央視直播訊號並沒有投票過程，卻一場不落地直播了宣誓儀式。因多數人事安排屬預料之中，故此外界的反應也延續了二十大的觀感，那就是習近平班底全面上位，中國高層人事告別以往的派系之別，走向統一化。

舉例來說，新總理李強與習近平的交集源於浙江，2002年至2007年，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長達五年時間裏，李強一直是秘書長。常務副總理丁薛祥與習近平的交集源於上海，2007年習近平從浙江省委書記任上調任上海市委書記，丁薛祥也在同一晉升副部級，擔任上海市委常委、秘書長，成為習近平的政治秘書。2013年，丁薛祥從上海政法委書記任上調入中央，出任中辦主任，經常陪同習近平外出訪問考察。從發改委主任升任副總理的何立峰，與習近平的交集源於廈門，1985年至2009年，何立峰曾在福建廈門、泉州、福州等地工作25年，與習近平福建生涯交集近20年，2017年何立峰出任國家發改委主任，並常伴習近平左右，足見對其信任。

最後是新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雖然自1982年始，每到換屆之年的兩會都會進行黨政機構改革，但前七次改革大都圍繞精簡機構、轉變政府職能、構建服務型政府等展開，2018年的黨政機構改革，不啻為對政黨關係的一次重構，對黨中央機構、全國人大機構、國務院機構、全國政協機構、行政執法體制、國防和軍隊、群團組織、地方機構都進行了大規模調整與改革，並組建了一系列新的領導機構，包括組建國家監察委員會、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中央審計委員會等。今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現已公布國務院的改革事項，問題導向明顯，在全面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基礎上，加強科學技術、金融監管、數據管理、鄉村振興、知識產權、老齡工作等重點領域的機構職責優化和調整。國務院之外的改革事項，預計很快也將對外公佈。

隨着以上三大核心事項落定，中國的真正變化才開始。這裏的變化，體現在對內、對外兩個面向：

在對內方面，中國將最大可能掃除疫情三年帶來的各方面衝擊，回歸務實主義傳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落實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的「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因為經歷過捱打、捱餓的中國共產黨深知，「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基礎和關鍵」，也只有通過發展和經濟增長，中國才能更加主動應對「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也才能最終以具體實踐來解決新階段的捱罵問題，並最終走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之路。

李強在3月13日的首場總理記者會上，也明確傳達了這一點。面對來自中外記者的十個提問，李強口中的高頻詞是發展、落實、人民。李強說，「絕大多數老百姓不會天天盯着看GDP增長了多少，大家更在乎的是住房、就業、收入、教育、就醫、生態環境等身邊具體事。政府工作就是要貼近老百姓的實際感受去謀劃、去推進，真正做到民有所盼、政有所為。」「任何一個總量指標，分攤到14億多的人口基數上，人均水平都比較有限。現在，我們的發展更多地只是解決『有沒有』的問題，下一步需要更加重視解決『好不好』的問題，特別是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等。總的來說，我們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着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所以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還是要「吃改革飯、走開放路」。

面對如何提振民營經濟信心和外資撤離，李強也首次以總理身份給出明確承諾。「『兩個毫不動搖』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是長久之策，過去沒有變，以後更不會變。」「我們將在新起點上大力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平等對待各類所有制企業，依法保護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促進各類經營主體公平競爭，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壯大。」「對外開放是我們的基本國策，無論外部形勢怎麼變，我們都將堅定不移向前推進。」「中國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環境會越來越好、服務會越來越優。」

在對外方面，中國將在國際事務上採取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踐行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在戰爭、瘟疫、極端氣候、糧食問題等全球共同面對的危機面前，切實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推動沙特、伊朗復交，只是這一外交姿態變化的一個極佳佐證和開始。循著這一路徑，後續中國將在化解俄烏衝突上起怎樣的作用，值得關注。

具體到對美關係，中國將延續毛澤東時代的對美路徑「兩條腿走路」——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新任外交部長秦剛在記者會上回答NHK記者提問時，主動提到新冷戰，這在中共官員中頗為罕見，再結合中美貿易戰以來兩國關係的一路狂飆，以及不久前的氣球風波，可以推斷新冷戰已是中美關係最保守估計。3月6日習近平參加全國政協聯組會時，亦點名批評美國，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打壓，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這樣的點名批評顯然是戰略上的需要，而在戰術上，中國仍對美極為重視，比如軍事上積極備戰，經濟上保證不脱鈎等。李強在記者會上也說，「據中方統計，去年中美貿易額近7600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中美可以合作、也應該合作。中美合作大有可為。圍堵、打壓對誰都沒有好處。」

由此可見，當各路媒體將目光鎖定於前文提到的三大核心事項時，更大的變化其實在兩會之外已經發生。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這兩個看似宏大的命題並不抽象，因為中國正在嘗試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