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饒毅說句公道話

連日來，生物學家饒毅因為駁斥張文宏醫生的觀點（「走出疫情已成定局，這個趨勢不會再逆轉」），招致了許多爭議和批評。而經常刊發饒毅文章的公眾號「饒議科學」為了回擊那些批評饒毅的人，所刊發的兩篇文章《致：為造神而踐踏原則、犧牲科學的偽君子們》、《以沒有說的話構陷饒毅老師，張明揚成為二十一世紀秦檜的首席候選人》，更是觸怒許多網民，被不少人認為有大字報、扣帽子之嫌。

一時之間，曾被許多人譽為「生物學界魯迅」的良心學者、敢言科學家饒毅，突然成為眾矢之的，遭到許多人的批評。其中有一些批評是正常範圍內的公共辯論，但亦有許多批評根本不講道理，純粹是捕風捉影、人身攻擊、上綱上線，其本質與去年以來那些圍攻張文宏醫生的民粹言論沒有太多區別。對於那些上綱上線式網絡暴力，筆者不想浪費口舌，只奉勸一句：別丟了辜鴻銘老先生說的中國人的温良。

對於那些正常範圍內的公共辯論，筆者打算選擇張明揚先生的《饒毅又在批張文宏了，但他從來不懟梁萬年吳尊友》和維舟先生的《為什麼有必要警惕饒毅們》，進行分析。筆者曾讀過張明揚先生、維舟先生的文章，他們均是有公共關懷的知識人。

從張明揚先生的這篇《饒毅又在批張文宏了，但他從來不懟梁萬年吳尊友》說起。首先，筆者非常不認同公眾號「饒議科學」給張明揚先生所扣上的「秦檜的首席候選人」帽子，這絕非值得提倡的公共對話方式。

回到《饒毅又在批張文宏了，但他從來不懟梁萬年吳尊友》這篇文章本身，該文認為「如果仔細研究饒毅疫情以來的發言，會發現他不僅有賣直之嫌，且懟人是經過精心篩選的」，「我們可以仔細看一下，以上被懟的哪個人不是主張早日放開疫情管控的」，「在封控派佔盡上風，放開派在輿論場噤若寒蟬動輒得咎之時，怎麼沒見到饒毅站出來說幾句公道話」，「饒毅對張文宏的反感與攻訐當然有正常科學討論的成分，這沒有任何問題，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他不願承認的：他就是一個隱藏的『防疫愛好者』」。

很遺憾的是，這樣的說法完全誤會了饒毅，未免有些以己度人和想當然。張明揚先生一文所不知的是，在一年多前張文宏醫生因與病毒共存的說法遭到民粹圍攻時，饒毅曾挺身而出，寫過一篇流傳較廣的文章《誰與誰共存：老祖宗病毒與小孩子人類》，明確支持張文宏醫生的觀點，批評高強觀點。同樣在九個月前的3月29日，饒毅在《當前我國疫情管理的四個選項》一文中便直接否定了延續現行方法的觀點，明確主張「普及我國滅活疫苗後開放」。目前來看，這一觀點是比較有道理。這也說明饒毅是支持放開，他絕不是張明揚先生所認為的「防疫愛好者」。

除此之外，《饒毅又在批張文宏了，但他從來不懟梁萬年吳尊友》一文還有一個並不公允的地方在於暗示饒毅只敢挑軟柿子捏。暫且不論，過去多年，饒毅質疑和舉報的學界有地位的人不在少數，單是三年疫情期間，他多次對鍾南山院士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明確反對高強的觀點，公開質疑蓮花清瘟，公開批評學界（饒毅《疫情來了，曾要錢在先的科學工作者到做事的時候在哪？》），公開質疑教育部（饒毅《教育部高教司：有個小問題》），便足以說明饒毅是有他的擔當和勇氣。至於梁萬年吳尊友，批評他們的風險本就比較低，是否批評他們，並不能太說明什麼問題。一個人公開批評梁萬年吳尊友並不代表他的道德更高尚，反之亦然。就像數月前那些攻擊張學友祝福視頻未提及「祖國」二字的網民未必真的愛國。

再來看維舟先生的《為什麼有必要警惕饒毅們》一文，同樣有不少誤解或者說背離事實之處。該文說「張明揚因為撰文力挺張文宏，嘲諷饒毅只是基於立場和利益，已經被他封為『二十一世紀秦檜的首席候選人』」，這裏既誤會了「二十一世紀秦檜的首席候選人」並非是饒毅所寫，又誤會了張明揚一文的問題不在於「力挺張文宏，嘲諷饒毅只是基於立場和利益」，而是非常不嚴謹，張口就來，想當然。

《為什麼有必要警惕饒毅們》一文還說，「我想原因在於：饒毅自認真理在握，以『尊重科學』為名，難以容忍任何『錯誤』。他不僅擔心民眾被誤導，更進一步說，也不信任民眾有獨立的辨識能力」。熟悉饒毅文章的人應該不難看出，饒毅反對自認真理在握，他一個一以貫之的觀點是科學作用是有限的，人類應該對未知保持敬畏，凡事不要過於言之鑿鑿，話不要說得過滿，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為什麼有必要警惕饒毅們》一文寫道：「恐怕正因為饒毅認為權威負有無限責任（可能他也是個律己甚嚴的人），他才追求萬無一失的絕對安全，認定放開會有嚴重後果，所以他判斷疫情還會反覆，需要繼續管控。」這也是很大誤解。前文已經說過，饒毅是比較早支持放開的學者，他從來不是追求萬無一失的絕對安全，更未說過需要繼續管控。饒毅在《科學不是萬能的：不可能在所有抗疫過程包打天下》一文中曾寫過，「科學知識是有邊界的，超出邊界，都應該承認『力所不能及』」，「科學，最基本的底線是實事求是」，「人類應對新冠病毒，需要參考科學，但在科學有限的情況下，不能不懂裝懂、也不能冒充，更不能扭曲科學事實，應該實事求是」，「決策應該綜合考慮經濟、社會等其他因素」。

饒毅在《書生牧羊｜疫情面前：實事求是、同心協力、共度難關》一文中同樣清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在不可能長期用單一方法，在經濟、民生、民情都難以承受的情況下，在醫療服務也不可能完全包辦的情況下，我國改變策略，為大多數人所歡迎……各級衛健委對上級需要實事求是、對大眾也要實事求是。需要大家理解和體諒的時候，也明確。需要大家支持的時候，不能假裝已經有十足的把握……只有實事求是，誠懇交流，才能取得公信，而不會因為過低估計危險遭民情反彈。」

維舟先生在《為什麼有必要警惕饒毅們》結尾處寫道：「新的一代公眾已經成長起來了，疫情三年更是教育了無數人學會如何在紛繁的訊息中進行篩選、判斷，對於想讓我們交出選擇、判斷權利的人，有必要加以懷疑，這就是為什麼要警惕饒毅們。」應該說，他的觀點只要刪掉「這就是為什麼要警惕饒毅們」，便是對的。他的批評是建立在一個並不真實存在的對象之上，饒毅不是他筆下寫的那種專家。

筆者篤信，一個健康的社會必然是能包容不同聲音的多元社會。這也是李文亮醫生用自己的生命換來的樸素道理。不論張文宏醫生還是饒毅教授，他們都是多元社會不同聲音的構成。對於他們的觀點，有不同看法乃至批評意見，同樣是正常的。但不宜以己度人或張口就來，不宜意識形態或立場先行，不宜上綱上線或扣帽子。畢竟，一個健康的社會既需要張文宏醫生那樣的人，又應容得下特立獨行的饒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