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擴大內需綱要．二 ｜ 國家戰略重心正在發生轉變
在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前，《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低調出爐。緊接著中央經濟工作召開，《「十四五」擴大內需戰略實施方案》馬不停蹄的公布。回到《綱要》本身，圍繞11個方面出台38條舉措，以2萬多字的篇幅提出了擴大內需的總體要求和具體方案。但這份《綱要》顯然沒有激起輿論的普遍關注。
「擴大內需」的提法並不新鮮，從《十四五規劃》，到中共二十大報告，再到此番《綱要》都提到「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加之，這份《綱要》沒有「眼前一亮」的預期和一眼就能看到、看得到的數據，所以並不會「刺激」到市場和輿論。原本，中共文件就難倒，一份沒有數據的經濟戰略文件，市場就跟難讀懂。
如何讀懂這2萬多字的《綱要》，這將是一張怎樣的藍圖，會對中國經濟2022-2035年的10餘年起到怎樣的作用。《香港01》將分為9篇，從不同角度一一拆解。
這份2萬多字，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國家級戰略綱要，核心一目瞭然——擴大內需。有人或許就要說了，幾年前，不是習近平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嗎？二元對立思維的聲音就會說，這是供給側改革失敗了嗎，所以要改弦易轍了？顯然，這是一個錯誤的判斷，但確實國家戰略重心正在發生轉變。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由習近平於2015年11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按照官方的說法，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即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確實，2015年後，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聯動性出現背離，經濟增長持續下行與CPI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對照經典經濟學理論，中國出現的這種情況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滯脹，也非標準形態的通縮。與此同時，宏觀調控層面貨幣政策持續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資拉動上急而下徐，舊經濟疲態顯露而以「網路+」為依託的新經濟生機勃勃，東北經濟危機加重而一些原來缺乏優勢的西部省區異軍突起……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分化正趨於明顯，「供需錯位」已成為阻擋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障：一方面，過剩產能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
2015年11月開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後，後續幾年的政策重心相對集中於供給側，一直到新冠疫情前。主要內容包括「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又稱「三去一降一補」，以及降低賦稅，關閉煤炭、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工廠，嚴格控制產能過剩行業的信貸和補貼。
可以說，前期的供給側改革卓有成效的。供給側改革扭轉了落後產能過剩和PPI深度為負的局面，推動了PPI在2016-17年大幅走高，並在2021年攀上了單月按年13.5%的高峰，企業盈利向上遊積聚。當然，生產能力大而不強的問題並未得到根本性解決。所以一再強調的破解「卡脖子」，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以及 「科技自立自強」都意味着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而如今，需求側看來已是導致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社會總需求由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構成，其中消費和投資為內需，出口為外需。如今外需角度，疫情影響深遠，世界經濟復甦乏力，通脹水平居高不下，主要發達經濟體大幅調整宏觀政策，國際需求可能進一步波動收縮；而內需方面，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一些領域風險因素上升，人口老齡化加速，勞動力、土地等傳統優勢弱化，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強，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受到制約。大部分領域「有沒有」的問題基本解決，「好不好」的問題更加突出。在這樣的背景下，《綱要》出台。
謹記，《綱要》是在新冠疫情爆發3年後，疫情防控回歸正常化的背景下出台的。居民消費傾向持續走低，內需亟需提振是文件出台的現實背景。基於此，擴大內需穩定自身發展，促進經濟循環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必然的戰略選擇。這也恰恰證明，當前國家戰略重心正在發生轉變。並不是在供給側改革和擴大內需二選一，而是將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但結合現實的內外因素，未來一段時間相信政策重心相對集中於需求側。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後當日，發改委隨即公布《「十四五擴大內需戰略實施方案》，就是第一步。
《綱要》從需求角度提及了三大方面：
一是對外依賴度高、短期難以有外部替代來源，在容易斷供的領域補短板；
二是有需求但未有效滿足的領域，培養優質品牌，包括提升育幼養老、健康文化等生活性服務業質量；
三是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趨勢，創造新需求。推動二者有機結合，必須堅持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同時，提及要加強需求側管理，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完善分配製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充分釋放消費和投資需求。事實上，需求側改革在2020年底也曾出現在視野中。2020年12月11日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注重需求側改革」， 會議要求「要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擴大優質需求本質上包含着需求側創新和需求側改革，本次擴大內需《綱要》中實質上二者兼而有之。
會議要求「要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
對於需求側改革，主要需要解決的長期問題在於人口、居民收入分配調整、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進而提高消費意願，在未來《綱要》要落地階段，相關聯的制度改革和政策變化相信將逐漸落地。
接觸上述問題，中國是個「大市場」，自然就有「大需求」，正如劉鶴在《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指出：「…．是發揮我國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的內在要求。大國經濟的重要特徵，就是必須實現內部可循環，並且提供巨大國內市場和供給能力，支撐並帶動外循環。經過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發展，我國經濟快速成長，國內大循環的條件和基礎日益完善。從需求潛力看，我國已經形成擁有14億人口、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的全球最大最有潛力市場，隨着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規模巨大的國內市場不斷擴張」。如何發揮好「大市場」作用，就是擴大內需的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