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逝世｜與毛鄧對比　中國社會正常化加速

中共前總書記、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於2022年11月30日逝世，享年96歲，一個時代真的結束了。

與毛澤東、鄧小平逝世時相比，江澤民的逝世儘管也昭示一個時代的結束，但對中國的衝擊已大為減小。可以肯定，與毛澤東逝世造成舉國不安、鄧小平逝世造成一些困惑不同的是，今天中國將沿着原有軌道正常發展下去。這也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取得進步的另一種體現。

回望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舉國悲痛，中國大地旋即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無數精英和民眾沉浸在迷茫、困惑和擔憂之中。即使在距離北京千里之外的鄉村，也有很多老百姓因此悲傷流淚，甚至中小學還會組織學生集體痛哭，以表達對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之情。「中國的天塌了」，這是當時很多人的真實感受，不論是工人、農民，還是見多識廣的知識分子。

中國該怎麼辦？中國向何處去？這是1976年9月9日後，中國整個社會的疑問。彼時中國無論是制度建設還是民眾的認知，其實都還停留在前現代，對於領袖有一種超乎尋常的崇拜之情。恰巧毛澤東因為成功領導中國革命，讓國家實現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首次真正意義上的主權獨立和統一，故在整個國家享有崇高威望。

尤其是經過十年「文革」個人崇拜式宣傳，「毛主席」已經成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一切聽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帶領大家向前走」，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當時人民的基本心理依賴和真實寫照。一旦人們眼裏的「毛主席」不在了，人們的心理依賴自然容易頓時陷入真空，整個社會難免出現迷茫。再加上當時中國的發展陷入困境，「文革」十年造成政治經濟社會秩序瀕臨崩潰邊緣，人心不穩，此時若出現最高領導人的逝世，舉國不安就是自然而然的現象了。

將國家命運繫於一人，其逝世必然給國家帶來巨大震動和衝擊。為了扭轉這種危險的不正常狀態，鄧小平於文革結束後復出，就開始撥亂反正，逐漸改變和完善了中國的領導制度，確立了領導人退休制，提升了國家和中共的制度化程度，為中國最高領導人有序交接奠定了基礎。

正因這樣，在1997年鄧小平逝世時，中國社會雖有震動、悲痛和些許迷茫，但已可以做到基本平穩、波瀾不驚。舉國悲痛欲絕的景象消失了，代之的是莊嚴肅穆的紀念。中小學降半旗致哀，國家短暫取消娛樂活動。除此之外，中國社會仍然正常運轉，發展的腳步並沒有因此放慢乃至倒退。當然，大家隱約的擔憂還是存在，其中最核心的兩個疑問是：一、中國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能否繼續下去；二、5年之後的中國政治權力能否和平有序交接？

當時的人們之所以會有這兩個疑問，歸根結底，還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路徑沒有完全確立。「六四」事件後形成的保守氛圍讓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受到挑戰，鄧小平1992年南巡才又重新得以確立。可以說，鄧小平用他自己的權威確保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道路。可當享有最高權威的鄧小平逝世後，法治和制度化水準尚不完善的中國，能否繼續踐行他為中國描繪的發展路徑？極左勢力和一些既得利益集團會不會站出來否定中國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之路？人們多少都會有這樣的擔憂。

所幸的是，於「六四」事件後臨危受命、接掌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通過自己的努力消除了世人的疑慮。他不僅進一步打開了中國外交局面，有效緩和了「六四」事件後中國和國際社會的緊張關係，而且以較為成功的方式繼續推行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國策，推動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推動了經濟快速發展，同時保證了政治強人鄧小平逝世後中國社會的穩定，並最終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實現了最高政治權力的有序更替。

當然，在江澤民任內，中國在高速發展過程中亦有一些問題，包括環境污染、腐敗的加劇。但總體而言，瑕不掩瑜，江澤民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功勞有目共睹，為今天中國的成績奠定了基礎。江澤民卸任後，中國又經歷胡錦濤時期的「黃金十年」，經濟實現快速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期間中共和國家的制度化逐漸提升。到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胡錦濤和習近平之間再次實現最高權力的有序交接，而且是胡錦濤一次性卸任所有最高領導職務，這無疑再次說明中國政治的制度化程度已較為牢固。

而自從2012年上任以來，習近平更是積極作為，實行大規模反腐行動，提出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為總目標的全面深化改革，主張並實施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幾年時間內，他成為毛澤東、鄧小平之後最有權威的領導人，全面掌控中國政治大局，讓國家進入新時代。

所以，江澤民逝世固然具有符號意義，人們也會悼念他、緬懷他，他也會活在史冊裏，但因為自鄧小平以來包括江澤民在內數代人的努力，江澤民的逝世已經回歸正常，中國會繼續穩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