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閉關鎖國」爭議背後：為何歷史研究院被批一點也不冤？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歷史研究》在2022年第3期推出一篇一萬五千餘字的特稿《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該特稿署名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於6月25日出版。紙本雜誌出版後，尚且停留在學術圈，故並未引發過多關注。待到8月24日歷史研究院在其官方公眾號發布後，很快在輿論場引發軒然大波。當歷史照進現實，人們的普遍疑惑是：作為官方智庫的歷史研究院，值此之際發出這樣的特稿，是在為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翻案嗎？更進一步追問：這是在服務現實政治嗎？
要解開這些疑惑，必須回歸到文本本身。歷史研究院其文《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除摘要和結語之外，正文分為六大部分展開論述：學術界有關「閉關鎖國」及相關問題的討論；「閉關鎖國」概念的淵源流變；明清時期的中國與西方；明清兩朝中央政府的對外政策；「自主限關」政策下的中外交流；「自主限關」政策的侷限性。
在摘要中，該文開宗明義，「『閉關鎖國』不是中國古代既有概念，也不是西方對中國的固有認知，而是晚清中日語言嫁接產生的歷史名詞，不是對明清時期對外政策的客觀描述。面對咄咄逼人的西方殖民勢力，明清時期的中國當政者從軍事、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採取了以『自主限關』為主要特徵的限制性政策。這一政策沒有阻斷明清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鑑，但造成了消極防禦和漠視西方先進科技的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為近代中國陷入被動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筆。」
在正文部分，該文着重論證了兩個核心問題：首先，不應該用「閉關鎖國」來描述明清社會，更準確的表述應該是「自主限關」；其次，不能全盤否定明清時期的對外政策，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這樣的政策選擇有某些合理性和必要性。
對於第一個問題，該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通過詳細梳理學界對「閉關鎖國」的討論，以及此概念的淵源流變，得出結論——「19世紀以來，西方人慣於站在歐洲立場，以開放—封閉、文明—野蠻二元模式，評述亞洲各國尤其是中日兩國對外政策。西方國家在綜合國力和話語權上佔據強勢地位，在日常交往和文化傳播中，自覺或不自覺地使『西方中心主義』視角變成亞洲國家對自身評價的視角，進而影響了亞洲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的自我認知。由此觀之，用『閉關鎖國』形容明清時期對外政策，是特定時代『西方中心主義』影響的產物，並不是對明清時期對外政策的客觀描述。」
對於第二個問題，該文第三部分先批駁了西方殖民勢力東來給晚明和清朝統治者帶來的巨大沖擊。「充滿活力的歐洲資產階級奔走於世界各地，用炮艦、用商品、用《聖經》、用血腥的暴力方式中斷了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自然歷史進程，開始全球範圍的殖民征服、掠奪和統治。」具體到當時的中國，歷經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荷蘭、英國、俄國等勢力侵入與掠奪，此類殖民化浪潮讓中國當政者有所警惕。為應對西方殖民勢力的步步進逼，明清兩朝統治者從軍事、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在軍事上，加強對西方國家的防範，「立中外之大防」；在經濟上，限制對外貿易區域，以便有效管轄；在文化上，對西洋科技和文化，採取「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的態度。
就此，該文第四部分得出結論——「明清朝廷對中西交流採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性的，並沒有完全關上中國的大門，用『閉關』加以概括不符合歷史實際。『限關』是自主行為，其動機是維護國土安全、文化安全，是面對外部襲擾，特別是面對西方殖民侵略威脅時，採取的防禦性自我保護策略。因此，我們認為明清兩朝中央政府採取的是『自主限關』的對外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開放、如何開放、開放範圍多大，屬於國家主權範圍。國內外一些學者簡單地斥其為『落後』、責其為『野蠻』，甚至認為違反所謂『國際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為了進一步論證此一結論，文章在第五部分着重介紹了「自主限關」政策下的中外交流，包括朝貢給賜貿易、朝貢貿易中附帶物品交易、遣使出洋直接貿易、民間互市貿易等，而且中西經濟貿易往來之頻繁，在貿易規模、出口商品與白銀和其他海外商品的湧入方面也得到了充分體現。就此該文得出結論，「自主限關」沒有阻斷明清時期中外經濟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互鑑，明代中國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不消說，此一部分也是今次輿論爭議最為激烈的，被認為是在為「閉關鎖國」背書，是典型的「閉關鎖國有利論」。
其後，雖然該文在第六部分也很辯證地點明瞭「自主限關」政策的侷限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消極防禦佔據主導地位，16—19世紀，西方殖民侵略勢力洶湧東來，頻闖中國大門，但明清統治者並未對這一歷史大變局進行深入分析和科學判斷，相反滿足於傳統的朝貢體系，以「天朝上國」自居，心存通過限制或減少對外往來換取天下太平的幻想；其次，對西方先進科技採取漠視態度，加劇了軍事和技術的落伍，康乾時期，清廷雖然感受到了歐洲殖民侵略的威脅，對其心懷警惕，也察覺到西方在不少領域已經領先中國，但墨守成規的保守觀念、「不貴異物」的陳舊思想，使其對西方科技進步缺乏足夠的敏鋭性，在接受西方科技知識時疑慮重重、步履蹣跚。
除了侷限性之外，該文第六部分一方面強調，「明清兩朝統治者對近代中國的落後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另一方面也認為，「今人不能把近代中國落後捱打的歷史責任完全推給清朝政府」；一方面強調，「自主限關具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西方殖民主義者血腥東擴的步伐」，另一方面也深信「自主限關也有明顯先天缺陷，不僅具有濃重的守成性，而且具有很強的保守性」。在該課題組看來，只有必然性才能解釋這一切，因為「近代中國和西方發展差距的拉大，並不僅是明清兩朝對外政策單一因素所導致，它既是中外歷史漫長進程中，各國發展此消彼長的必然結果，也是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必然結果，還是明清時期思想意識、社會制度、內外政策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僅僅停留在某一點上來分析和闡釋，難免失之偏頗。」
基於以上論述，該文結語總結道——保守、落後、封閉不是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內容，也不是明清時期對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會標籤化為「閉關鎖國」。明清歷史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社會制度，還是對外政策，既有其長也有其短，既有其優也有其劣，今人既不能為腐朽沒落的封建制度、封建禮教歌功頌德，也不能以「閉關鎖國」全盤否定明清歷史對中國、對世界的意義。
如果這只是停留在學術圈的一篇文章，應該不會引起如此大的輿論震盪，但當這樣的學術文章打破圈層走入普羅大眾場域，勢必引發超出文本本身的擔憂和警惕。拋開文本本身，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該篇署名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的特稿，選擇在這個時間點推出，本身就是對社情民意缺乏認識。今天的中國和世界都在激烈的衝突和動盪中，尤其是中國，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防嚴控下，堅持「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近乎另一種「閉關鎖國」的狀態，輿論很擔憂中國會重蹈覆轍，走回頭路。在這樣的巨大擔憂之下，作為國家級智庫的社科院，推出如此特稿，為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正名，屬於典型的「撞槍口」。而類似這樣的脫離民眾的先例，已經有不少，比如上海民眾尚未從兩個月靜默的陰霾中走出來之際，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在黨代會上高調宣佈打贏大上海保衛戰，北京黨代會報告中「未來五年」引發的人們對防疫悲觀預期的爭議。
早在2002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訪問香港時，在香港禮賓府講話中這樣說，「我因為在中國搞經濟，半個世紀多了，50多年了，我對於中國經濟的每一個脈搏的跳動，我都還是聽得出來的。」對今天各地的執政者和類似歷史研究院之類的官方機構而言，也需要「聽得出來社會脈搏的每一個跳動」，或者至少對疫情之下公眾的普遍心態抱持着同理心，並適時調整與社會對話的方式，逐步增進官民互信。
其二，雖然今天的中國不可能與世界脫鉤、走向閉關鎖國，但各種跡象卻也讓民眾憂心忡忡，基於此，就算歷史研究院萬字長文解釋歷史的複雜性，並呼籲人們跳脫二元思維辯證看待明清對外政策，仍難掩歷史映照進現實之後，人們在巨大不確定性面前的無力感、危機感。
今年5月，《香港01》在《堅持動態清零政策 中國正在與世界脫鉤、自我封閉嗎？》中曾做過分析，不管是客觀條件還是主觀意願，今天的中國都不可能與世界脫鉤。但就像歷史研究院其文所秉持的理念一樣，現實政治的演進往往充滿了各種偶然性，歷史也往往是在兩股力量的較量與撕扯中以「進兩步、退一步」甚至「進一步、退兩步」的方式前進着，尤其在大流疫和外部世界激烈變局增加了越來越多不確定性的當下，稍有不慎，便可能走向自我實現的預言，犯下顛覆性錯誤。為了穩預期，上海疫情之後，官方一直在通過各種方式重建改革開放以來的兩大基本共識——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可以說，歷史研究院這篇不合時宜的特稿，不僅讓重建基本共識的努力大打折扣，也讓本就低迷的民眾預期雪上加霜。
作為歷史研究院，可能覺得很委屈，自覺被誤讀了，所以還投訴了《批駁歷史研究院「閉關鎖國有利論」》一文作者，給出的理由是「此文的內容在公然造假，惡意污衊我院發表的文章，並在標題上以『批駁歷史研究院』作為噱頭，博人眼球，手段惡劣，對我院聲譽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屬於嚴重侵權行為。」但如果從其文抽離文本引發的影響來看，歷史研究院卻一點也不委屈，社會本來就是一個受各方因素影響的綜合體，任何一個行為本身都可能產生預料之外的溢出效應。對今天的中國來說，迫切的問題，是為「閉關鎖國」正名，還是重建改革開放的共識，避免重蹈覆轍？任何學術研究如果脫離現實本身，最終註定被現實擊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