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閉關鎖國有利論」是誤解：對中國歷史研究院萬字長文的反駁
日前，一篇名為《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的文章在網上熱傳，引起許多人的疑慮。這篇文章原載於《歷史研究》2022年第3期，6月25日出版，當時未引起太大爭論，但8月24日全文發表在中國歷史研究院的微信公眾號後，一石激起千層浪。中國歷史研究院是2019年成立的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所屬相關研究所為基礎組建的國家頂級研究機構，而《歷史研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歷史專業學術性頂級刊物。為何一個頂級研究機構發表在歷史專業學術性頂級刊物的重磅文章，竟能引起那麼大爭議，讓許多人感到驚詫？
這是因為不少人擔心《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一文在曲解歷史，為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辯解，恐不利於當下中國的對外開放。有分析將《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一文概括為「閉國鎖國有利論」。但研讀一萬多字的原文後會發現，這其實是一種誤解。
《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一文並未給「閉關鎖國」洗白，而只是反對用「閉關鎖國」來形容明清兩朝，認為「保守、落後、封閉不是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內容，也不是明清時期對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會標籤化為『閉關鎖國』」。該文認為明清兩朝不是「閉關鎖國」，而是「自主限關」，「具有維護國家主權、防範西方殖民侵略的意圖，無論是形成還是發展，都有其歷史合理性」，但縱使如此，「它的侷限性十分明顯」，「明清兩朝統治者對近代中國的落後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自主限關只換來短暫的成效和一時的喘息，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明清王朝的命運和中國社會的走向」。
《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一文的核心觀點是摘要的內容：「『閉關鎖國』不是中國古代既有概念，也不是西方對中國的固有認知，而是晚清中日語言嫁接產生的歷史名詞，不是對明清時期對外政策的客觀描述。面對咄咄逼人的西方殖民勢力，明清時期的中國當政者從軍事、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採取了以『自主限關』為主要特徵的限制性政策。這一政策沒有阻斷明清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鑑，但造成了消極防禦和漠視西方先進科技的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為近代中國陷入被動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筆。」
為了論證這一觀點，該文包括六章內容和一個結語。第一章是梳理「學術界有關『閉關鎖國』及相關問題的討論」，認為「國內外學術界目前對『閉關鎖國』的研究雖然沒有達成一致認識，但取得了豐碩成果」。這一部分對不同意見都有所呈現。
第二章是分析「『閉關鎖國』概念的淵源流變」，認為「它不是中國傳統的歷史概念」，「中文的『閉關鎖國』是近代嫁接詞組，是中國既有的『閉關』與19世紀初在日本出現的『鎖國』相結合的產物」，「19世紀以來，西方人慣於站在歐洲立場，以開放—封閉、文明—野蠻二元模式，評述亞洲各國尤其是中日兩國對外政策」。該文認為，「由此觀之，用『閉關鎖國』形容明清時期對外政策，是特定時代『西方中心主義』影響的產物，並不是對明清時期對外政策的客觀描述」。
不可否認，「西方中心主義」和「開放—封閉、文明—野蠻二元模式」的確是世界近代史以來常見的思維特徵之一，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地區同樣受到影響，但這並不意味着任何一個來自西方的概念或者受到西方影響的學術，都是「西方中心主義」和「開放—封閉、文明—野蠻二元模式」，否則容易淪為極端盲目排外，自絕於世界文明。該文在論述「閉關鎖國」是「是特定時代『西方中心主義』影響的產物」時並未給出充足理據，而只不過僅從時代環境推斷（近代中國使用「閉關鎖國」是為了實現推動革命及社會發展的目的，引起強烈「共鳴」，1978年以後使用「閉關鎖國」是為了改革開放和反思文革），理由籠統，不夠細緻和精確。
第三章是論述「明清時期的中國與西方」，認為「有兩個基本事實客觀存在」，一是「中國仍是一個封建國家」，「二是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及其在全世界的殖民擴張」。應該說，第一個事實存在重大爭議，已經有相當多的的研究表明封建社會的說法脱胎於馬克思對西歐中世紀國家形態的描述，與中國先秦時期有相似之處，但用來概括秦朝以來的傳統中國社會並不準確。第二個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但忽略了西方自文藝復興、航海大發現和宗教改革以來出現的人文主義、理性主義、啟蒙運動、科學技術革命。
該文認為，「西方殖民勢力東來，是晚明和清朝統治者面臨的最大歷史變局」，「中國當政者對東來的西方殖民勢力是有所警惕的」。這一說法有其依據，西方在殖民時期的野蠻擴張的確劣跡斑斑，給西方之外的廣大地區和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光是販賣黑奴的歷史罪孽，至今都在影響美國。但在當時那種以殖民擴張為主要特徵的世界叢林秩序下，怎麼應對西方殖民勢力考驗着明清統治者，消極防禦非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會陷入盲目自大和固步自封之中，錯過世界人文社科大發展和科學技術革命帶來的文明浪潮。
第四章是分析「明清兩朝中央政府的對外政策」，認為明清兩朝統治者「首先，在軍事上加強對西方國家的防範」，「其次，在經濟上限制對外貿易區域，以便有效管轄」，「明清統治者對西洋科技和文化，採取『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的態度」，「明清朝廷對中西交流採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性的，並沒有完全關上中國的大門，用『閉關』加以概括不符合歷史實際」，「『限關』是自主行為，其動機是維護國土安全、文化安全，是面對外部襲擾，特別是面對西方殖民侵略威脅時，採取的防禦性自我保護策略」。
這一章觀點至少有兩方面不妥，一方面對明清兩朝統治者的決策有過度體認和美好想象之嫌，皆是站在論述明清兩朝統治者決策必要性的基礎之上，卻對負面影響着墨不多，更未講清楚明清兩朝統治者的閉關在相當程度上是為了維護君主專制統治，滿足王朝上層集團的私利，是為了防範人民，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說，正是因為明清兩朝的統治在後來越來越腐敗、墮落，不斷失去民心，才有近代仁人志士的革命救國。
另一方面有將「閉關鎖國」片面理解為絕對意義上的封閉、保守、對外隔絕之嫌，以至於只要找到明清時期的反例，便進而質疑「閉關鎖國」這一寫進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歷史定性的正確性。須知，歷史和人性一樣，都是高度複雜的，明清兩朝幾百年歷史更是複雜無比，「閉關鎖國」只是一個約定俗成的習慣性說法，從來不是指絕對意義上的封閉、保守、對外隔絕，而是說相對於當時西方社會發生的劇變，相較於第一次科學技術革命，相較於人文主義、理想主義和啟蒙運動，彼時仍沉溺於天朝上國迷夢，被君主專制、種種不平等禮教束縛的明清兩朝，在主要面向呈現出「閉關鎖國」特徵。畢竟，哪怕是今天世界最為封閉的國家，比如朝鮮，都有各種與外界聯繫和交流的渠道，但你能說朝鮮並非一個封閉的國家嗎？
第五章梳理和分析「『自主限關』政策下的中外交流」，通過列舉朝貢給賜貿易、朝貢貿易中附帶物品交易、遣使出洋直接貿易、民間互市貿易，認為「中西文化交流在明清時期持續發展，中學在西傳，西學在東漸」。這一章觀點的邏輯謬誤和前一章相似，都是通過查找明清兩朝的一些中外交流例子來否定「閉關鎖國」之說，卻不知以那時候中國疆域之大，社會情況之複雜，怎麼可能沒有中外交流，但是否只要有中外交流，便能證偽「閉關鎖國」？恐怕未必。一個國家幾百年歷史，想找一些反面例子，實在太容易，不能僅僅因為一些反例，便以創新之名，輕易推翻既有經典論述。學術當然要有創新，要有反思和質疑精神，但應該小心求證，若論據難以支撐大膽懷疑，且針對的又是重大經典命題，未免容易引起誤會。
就像我們說一個人是好人，另一個人是壞人，並非是指好人什麼都是好的，壞人什麼都是壞的，而是說從主要矛盾、主要面向着手。評判明清兩朝是否「閉關鎖國」同樣應該從主要面向切入，既沒必要全盤否定，二元對立，將明清兩朝簡單理解為絕對意義上的封閉保守，但也不能為了語不驚人死不休，輕易否定「閉關鎖國」之說。何況「閉關鎖國」早已不是指限制人員和貿易交流那麼簡單，而更多指向專制主義、矇昧主義、種種束縛人的禮教共同影響下的政治經濟文化愚昧狀態。
第六章分析了「『自主限關』政策的侷限性」，承認當時明清政府「消極防禦佔據主導地位」，「對西方先進科技採取漠視態度，加劇了軍事和技術的落伍」，「在明清對外關係中，中國一直處於被動地位而疲於應付，時而多口通商，時而『一口通商』，管理措施細碎煩瑣，消極防禦註定不能改變中西力量對比」。該文認為：「歷史再次證明一個基本規律：因循守舊而不解放思想，抱殘守缺而不與時俱進，墨守成規而不勇於改革，就會導致國力衰竭，社會停滯，民不聊生。只有順應歷史潮流，積極應變，主動求變，才能與時代同行。」這一結論是有道理的。
該文結語寫道，「保守、落後、封閉不是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內容，也不是明清時期對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會標籤化為『閉關鎖國』」，「今人既不能為腐朽沒落的封建制度、封建禮教歌功頌德，也不能以『閉關鎖國』全盤否定明清歷史對中國、對世界的意義」。誠然，「閉關鎖國」作為一種習慣說法，並不意味着明清時期是絕對封閉保守的，但「閉關鎖國」確實是明清時期的主要面向。
稍有理智的人，都不會全盤否定明清歷史的意義，明清作為延續幾百年的時期，自然有其意義，「閉關鎖國」的說法本身也不是全盤否定，而是對明清時期一種描述。著名的李約瑟之問所提出的「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恰恰是明清兩朝的最大追問。明清兩朝有其貢獻和意義，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時期，但不能不反思的是，曾經領先於世界的中華文明進入明清時期後，在人文社科思想、科學技術等層面嚴重落後於西方，以至於鴉片戰爭時期與西方狹路相逢時，落後、封閉、愚昧的大清帝國不堪一擊，從此中國進入屈辱、悲慘的近代史。
對於今天中國來說，當然可以對自己的歷史多些温情和敬意，當然可以去重新挖掘過去歷史少為人知或者被遮蔽的一面，從本國曆史汲取智慧和力量，但也沒必要回避、遮掩自己歷史中存在的問題。近代中國為何要走上救亡圖存之路，為何一代代仁人志士為了民族復興而努力，為何會有革命，歸根結底是因為傳統中國積累的問題和危機在明清兩朝總爆發，達到一個高潮，讓中國嚴重落後於西方，以至於近代中國國運沉淪。當然，落後不代表要捱打，但在當時世界叢林秩序下，落後國家勢必沒有尊嚴。
總而言之，《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一文有許多說法可供參考，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歷史的複雜性，並承認了「因循守舊而不解放思想，抱殘守缺而不與時俱進，墨守成規而不勇於改革，就會導致國力衰竭，社會停滯，民不聊生」的樸素道理，但在論證為何明清兩朝不是「閉關鎖國」時不僅理據不夠充分，無法有效挑戰中國歷史教科書對於明清「閉關鎖國」的既有定論，而且容易造成誤會，讓不少人疑慮是否在給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辯解。
除此之外，《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一文有過於體認明清兩朝統治者之嫌，且對開放和保守的理解有失偏頗，未能意識到開放是啟發民智、尊重常識理性、開放對待世界各地文明的包容力量，是一種走出君主專制統治下封閉愚昧的進步力量，而不只是限於是否有通關、是否有貿易和人員往來。
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已經和世界各地緊密相連、深度互嵌，中國人視野、知識面、生活觀念、生活方式發生的根本性變化，便是開放的力量。與之相比，用「閉關鎖國」來概括明清兩朝時期的主要面向縱使有點標籤化，但至少目前來看，大體是說得通的。一個國家當然要學會與自己的過去和解，要走出歷史悲情，但應該站在人民大眾和現代文明的視角，要敢於自我反思和超越。一個國家只有虛心承認自己的不足並不斷改進，才能進步。至於有聲音擔心《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一文是在隱喻現實，筆者倒認為不必過於擔心，時代早已不同，從40多年打開對外交往那扇門開始，除非出現不可預估的極端情況，中國絕不可能再關上開放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