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碼成維穩工具？　鄭州違法亂賦紅碼應嚴肅追責

發生在河北唐山某燒烤攤的暴力事件在輿論場剛剛降温，河南村鎮銀行儲户因存款不能兌付，到鄭州討說法導致健康碼被賦紅碼的消息，又引起了人們關注。從性質上看，後者其實比唐山惡性暴力事件更惡劣，也更可怕。

這是因為，內地是個強勢政府，而唐山暴力案是一群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地痞流氓尋釁滋事，當輿論發酵激起社會公憤，只要政府出手打擊，分分鐘就可以把他們「團滅」。從該9位歹徒案發後不到一天時間就悉數被抓並被移交到異地警方迅速批准逮捕，就能看出這種暴力罪犯雖然猖獗，但只要內地政府下決心整治，其危害可被迅速終結。

但亂賦紅碼不一樣，它是一種政府行為，是在揮霍濫用政府信用，而且是一種明顯的行政違法行為。它的性質更為惡劣，被濫用後帶來的後果更嚴重，但是卻因為其維穩的初衷，在內地社會治理中好像足夠「政治正確」，而讓很多人認識不到其違法性質與後果危害，在實踐中也極難得到徹底糾正。

在健康碼管理上，內地防疫法有明確規定，它只能用於防疫，而且應遵循一定賦碼流程規定。如今一些地方政府出於維穩需要，隨意借用這個防疫管理工具，把不具有疫情傳播風險的個人輕易賦予紅碼，以製造虛假疫情恐慌的方式限制個人行為自由，不僅毀滅了健康碼使用的嚴肅性，而且相當於以政府行為主動擊穿相關防疫法律，帶頭違反法律規定。

更糟糕的是，很多人，包括違法濫用健康碼的地方政府與官員個人，可能還認識不到這種行為的性質與後果，反而會為採用這種方式可以快速消除某些他們認為的「不穩定因素」而沾沾自喜。

他們可能認識不到，在本質上，健康碼賦碼是對人身自由的限制，是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情況下，公民把自身權力通過國家法定程序讓渡給政府，這裏面既有公民對國家公權力的信任，又有政府就公權力使用對公民的法定承諾。

如果這種行為得不到及時糾正，實施這種行為的當事人得不到嚴厲懲罰，傷害的不僅是公民對國家公權力的信任，還很容易使某些地方政府與官僚食髓知味，產生更多侵犯公民合法權利與社會空間活力的行為。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這種情況被濫用，在抽象層面的「依法治國」就算暫且不提，把我們一直強調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也先放到一邊，對公民個人來說，它意味着什麼？它意味着以後你但凡有任何異動，有任何被地方或某些部門不認可的行為，都可能被通過健康碼這個數字工具進行流動性限制，只要某個街道或什麼部門遠在千里之外給你一個紅碼，你就形同被軟禁，將寸步難行。

而一旦地方或部門覺得這個方法「管用」，健康碼管理勢必會成為未來社會的管理常態，即便是疫情已經消失，或者病毒已經不具有嚴重健康威脅，它也會繼續長期存在，或者改頭換面以另一種面目存在。到那個時候，恐怕就真有人不想疫情結束了。

所以，發生在唐山的這宗暴力事件，大家完全可以不必過度焦慮，香港社會也大可不必為內地的治安問題擔心，不必因此單一案例，因為一個唐山，而否定這些年國家在社會治安問題上的巨大進步。

事實上，對比三、四十年前的社會治安狀況，相比當時各地普遍存在的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現在的社會治安已經好了很多，尤其這幾年掀起的掃黑除惡行動，摧毀了不少黑惡勢力，社會基層治安明顯得到有效提升。就全球範圍看，尤其和多數西方國家相比，中國是個安全治理比較到位的國家，這一點毋庸置疑。

倒是健康碼被違法濫用所折射的問題，以及可能產生的示範效應與後果危害，反而特別需要警惕。這些年中央政府總強調「依法治國」，不能一邊中央朝這個方向努力，一邊任由一些地方與官員打着「政治正確」的旗號任性違法行事。

需要指出的是，因為內地是個大政府、強管制社會，在管理價值與實踐中帶有強烈秩序偏好，社會自主空間限制與流動性限制已經夠多了。特別是這幾年疫情以來，一些地方政府與部門對此頗為依賴，各方面又增加了不少新的管控措施，社會面已經產生了很大怨氣，外面也有很多聲音指責。

如果這種趨勢得不到有效遏制，反而又出現類似這樣通過違法賦碼，隨意限制個人合法權利與社會流動的政府行為，會帶來什麼治理想象與討論，會不會在國際輿論上授人以柄不難得知。

希望國家能像對待唐山惡性暴力案一樣，迅速出手制止地方這種錯誤做法，並舉一反三，避免類似違法行為發生。「依法治國」要從每個人做起，要從每個具體的社會事件做起，從各級各地各部門帶頭做起。